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国际金融危机十年之间,中国央行蹄疾步稳地重塑了利率传导机制,推动货币政策调控从以数量型为主转向以价格型为主。但受制于“利率落差”问题,此项改革仍未毕全功。2018年,随着全球经济开启真实普遍復甦,新一轮全球加息周期正在提速。把握这一机遇,中国央行有望渐次消解“利率落差”、完成利率并轨,实现利率传导机制的全线疏通。
危机十年的前半程,中国旧货币政策框架下的利率传导机制难言通畅。央行设定存贷款基准利率,利率信号先在信贷市场产生,然后传导至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这一传导线路在三个层面存在缺陷:
首先,形成市场倒挂。对于资金供求,货币市场是批发市场,而信贷市场是零售市场。旧机制下,利率信号由零售市场确定,再向批发市场逆向传导,形成了市场倒挂。这导致资金成本无法形成差异化定价,并降低了价格信号的传递效率。
其次,催生利率扭曲。信贷市场的各期限利率由央行确定,再向债券市场传导,债券收益率曲线不再由市场充分交易形成。因此,各期限利率(特别是中长期利率)难以反映市场资金供求的实际水准,产生利率扭曲。
最后,依赖数量管控。由于利率扭曲,中长期利率低于真实水准,市场主体倾向于过度借贷,银行也因为息差而倾向于过度放贷。对此,必须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规模控制调节信贷市场的放贷冲动,进而产生对数量管控手段的依赖。这一短板导致针对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调控产生了额外的政策成本。例如,在2009年“四万亿”投资后,中国央行重拾合意信贷规模管控,导致中国企业持有现金在2010年之后出现一个趋势性上升,是此后影子银行膨胀的催化因素之一。
危机十年的后半程,新的利率传导机制初具雏形,构建了“央行政策利率体系─货币市场─债券市场─信贷市场和衍生品市场”的传导链条。为保障利率信号的传导效率,新的利率传导机制总体遵循两大规则:从工具看,以政策利率为抓手,调节各类基准利率,进而引导整个市场的利率走向;从市场看,利率信号先由货币市场到达债券市场,再转入信贷市场,进而到达其他市场和实体经济。
利率落差问题待解
新利率传导机制正在中国利率决定与传导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BIS(国际清算银行)近期研究亦指出,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愈加趋近于发达国家。得益于这一机制变革,中国货币政策调控从“大水漫灌”快步转型为“精准滴灌”,实现了“防风险”和“促改革”的动态平衡。
告别危机十年之际,利率传导机制改革将继续迈进。在新的利率传导机制下,政策利率位于货币市场,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对其进行直接调控。但自2015年以来,中国货币市场利率逐渐大幅超过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形成了明显的“利率落差”。在此情况下,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实质上无法发挥调节功能。无论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小幅上调或下调,对于货币市场参与者而言,从央行获得流动性的成本总是远低于市场成本,因此流动性需求总是得到正向刺激。为了抑制由此产生的流动性过度释放,央行不得不控制公开市场操作的净投放量,以调节货币政策松紧,因而退化为数量型调控模式。
有鉴于此,虽然整体上看,随着近年来M2(广义货币供应)、社会融资规模等数量型指标的淡化,货币政策调控向价格型为主的变革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在价格型调控的源头,即利率传导机制的起始段,仍然过度依赖数量型调控。这造成了利率价格信号的传导不畅、数量信号与价格信号的冲突偏离、央行预期指引的模糊不清等问题,并在利率传导链条中层层累积至终端的信贷市场。为对此进行功能代偿,信贷市场仍需以存贷款基准利率为隐性引导,因此利率并轨迟迟难至。因此,中国利率传导机制改革未竟全功,仍将向前推进。笔者预判,在未来3至5年内,顺应全球利率水准总体上行的大趋势,中国央行有望渐次提高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以消解“利率落差”、完成利率并轨,实现利率传导机制的全线疏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