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国歌法》：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杨 坚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国歌法》列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后，香港接连发生两起某些球迷公然侮辱国歌事件。鉴此，一部分香港居民要求特区政府尽快制订本地落实《国歌法》的相关法律并规定具追溯力。

　　这样的要求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国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之日起，《国歌法》已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具有法律效力。问题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落实《国旗法》和《国徽法》时没有具追溯力的规定，因为，按照香港的司法传统不应具追溯力。如果落实《国歌法》具追溯力，那便是开了先河。

　　为提供论据，有人提议，如果在特区政府进行相关本地立法期间，香港出现大规模侮辱国歌事件，那么，有关本地法律就应具追溯力。于是，问题产生了——已然发生的两起某些球迷公然侮辱国歌事件，是否属于“大规模”？在特区完成相关立法程序前，会否发生称得上“大规模”的侮辱国歌事件？

　　我不主张也不愿意介入这一类讨论或争论。在我看来，香港特别行政区落实《国歌法》应大处着眼、小处入手。

　　立法需设有追溯力

　　“大处着眼”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国歌法》并将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固然有针对近些年“港独”势力抬头的考虑。但是，从长期看，是巩固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捍卫国家发展利益的应有之义。因此，在香港完成本地相应立法工作，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香港生效之间的时间里，必须有追溯力。需要考虑的不只是香港本地是否出现“大规模”侮辱国歌事件，还有特区是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顺利完成本地相关立法。

　　如果反对派百般阻挠立法会通过香港本地实施《国歌法》的相关立法程序，而期间反对派又策动一部分香港居民不断製造公然侮辱国歌事件，那么，将会发生的可能不止本地法律具追溯力，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採取相应法律措施。所以，从现在起，香港社会各界应当重视的是宣传《国歌法》，尽可能消除在本地完成相应立法程序前发生“大规模”公然侮辱国歌事件，同时，敦促反对派不要在立法会阻挠相关立法程序。

　　反对派阻挠《国歌法》在香港落实的藉口有二。一是本地法律必须明确细緻，以免司法机构随意“拉人”；二是有关本地法律必须谘询公众。前一个藉口是关键，反对派会以有关法律草案既不明确也欠细緻为由，发动一部分香港居民反对。

　　《国歌法》和《国旗法》、《国徽法》一样，既有“治恶”功能，也有“扬善”作用。“治恶”是指依法惩处公然侮辱国歌、国旗、国徽者。“扬善”是指提倡公民（居民）尊重国歌、国旗、国徽。在“恶”与“善”之间存在着中间地带，属于社会伦理教化的区域。在香港，任何人只要不是蓄意侮辱国歌、国旗、国微，即使不那么尊重，有关法律都不会管，而是由政府和相关团体或企业提供道德教育。

　　重视日常伦理教化

　　明白了这一点，就容易明白反对派要求香港本地落实《国歌法》必须明确细緻纯属藉口。因为，既不可能有包罗万象般的细緻，也不可能有表里一致的明确。举一个例子。在公众场所奏国歌、升国旗时，法律规定必须“肃立”，但是，法律无法规定何为“不肃立”。某人伪装肚疼而蹲下，某人确因肚疼而不得不蹲下，岂能等量齐观？前者固然表达不尊重国歌和国旗，但是未至于法律需要惩处的地步。可见，有关立法宜简明，非所谓“明确细緻”。而且，香港落实《国歌法》的大量工作在于日常的伦理教化，此所谓“小处入手”。

　　香港足总对于《国歌法》颁布后香港某些球迷依然公然侮辱国歌表示深为遗憾和无奈。但是，足总可以做一些事情提醒球迷必须尊重国歌，譬如，在球场入口放置大幅宣传牌，列明《国歌法》有关规定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在某些球迷公然侮辱国歌时加以劝止。香港司法机关在本地完成相关立法工作前固然不可能执法，但是，警方应派员到公共场所譬如大球场，对不听劝止而继续公然侮辱国歌者实施“驱离”。

　　从遏制“港独”开始，香港社会必须树立关于言论自由的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既不能把鼓吹“港独”视为言论自由而听之任之，也不能把公然侮辱国歌的声音和标语视为言论自由而置若罔闻。这一类言论不仅破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底线，而且破坏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道德底线。

　　在香港，不是中国公民的永久居民能够对中国国歌、国旗、国徽表示尊重，是基于“入乡问俗”的做人应有道德。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公民，理应尊重国歌、国旗、国徽。即使那些对国家政治制度不满甚至持反对立场的香港的中国公民，至少不应当对国歌、国旗、国徽表达不尊重。

　　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