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横头岭

吴伟平

“天鸽”刚走，“帕卡”又来，香港的二○一七年八月是多风之月，一周中挂了两次八号风球，停工停课。风灾过后，我们的家园一片狼藉，到处是断枝残叶。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神州大地上也常常悬挂着“红色风暴”的八号风球，风暴过后，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同样是一片狼藉，到处是恐惧的裂痕，也是“断枝残叶”遍地。当时我正在潮汕平原一个叫沙溪的小乡镇读小学，小镇边上就是横头岭。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三日上午，我还在课室里上课，突然有老师叫我出来，对我说刚接到“治安指挥部”的通知，要我去给母亲“送饭”。在“砸烂公检法”的年代，社会秩序由当地民兵组成的治安指挥部维持，是“群众专政”的具体体现。落到指挥部手里的除了地、富、反、坏、右这些传统的“敌人”以外，还有一类就是曾经当权的“走资派”。民兵抓的人，送进临时看守所就成了“犯人”。要我给母亲送饭，那一定是她已经被抓，按照当时当地的逻辑和习惯做法，给犯人送监饭是犯人家属的义务和责任，就像犯人被枪毙了，交子弹费也是家属的义务和责任。因为当时无处不在的政治气旋，我们一直顶着红色风暴的三号风球勉强度日，但送饭的命令就像八号风球，使我的学生生活从那一刻开始戛然而止。

当天一波三折的经歷终结了一个小男孩的童年。用劫后馀生的智慧再审视，可以说小男孩那一天的磨难是他的成人礼，而无言的观礼嘉宾就是横头岭，一个几百年如一日，坐在山村小镇边上冷眼看人间的“土地爷”。

一波，是“文革”期间群众专政的风波，三折之一是小学所在地沙溪到母亲被抓的一个邻村，叫仁里。母亲从执政党干部到阶下囚，成了群众专政的对象，这种从天堂到地狱的突变，对任何人来说都如致命重拳，更何况最先承受如此重拳的只是一个正在念小学的小男孩！横头岭远远看着男孩拿着饭兜跌跌撞撞，深一脚浅一脚地从沙溪跑到仁里。就在进村前，快到村里唯一的小舖子的时候，一个手臂上戴着红袖章的民兵突然把他拦了下来。男孩抬头一看，母亲就站在小舖子前面，身穿浅黄色外衣，头髮有点乱，双手被反绑在背后，身边有两个同样戴着红袖章的民兵，其中一个手里紧紧抓着绑人绳子的另一端。母亲听到动静，正转过头往这边看，一见到儿子就露出笑容。男孩正想冲过去，拦着他的民兵一手搡住他的头髮转了两圈喝叱：“别动！”一阵钻心的痛，男孩倔强地抬起头，泪眼中只看到母亲已经在她身边两个人的推搡下转过身去朝前走，背上有清晰的鞋印，那是逼跪的铁证！跟五花大绑和纸糊高帽一样，都是那个年代常见的符号。这鞋印带给小男孩的冲击和伤害远比第一次让人揪头髮的痛楚来得强烈。

三折之二，从仁里到横头岭背后的东山湖，一个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为执政党地区专署干部服务的温泉疗养院。当初动工前，代表当地政府拍板划出专用地的就是小男孩的父亲。从一年前红色风暴三号风球高高挂起的时候开始，这个当地的“头号走资派”就成了劳动改造的对象，在疗养院附近一个废弃的农业中学干农活，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和改造。小男孩天真地认为母亲被抓，最重要的就是赶紧跑到东山湖边上的农中告诉父亲。眼中含泪一路小跑，快到农中时，碰上当地一个好心的老农民。

民风淳朴的沙溪村民都知道，这个外来的父母官亲民，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实事，属“好人”一类。有一次还深夜专门打电话到县委，要求派车把村里一位难产的妇女送到县医院。在没有救护车、缺医少药的年代，这种救命的事传得极快极广。老一辈村民搞不清什么叫政治觉悟，就认好人坏人这么一个简单的准则。一看小男孩跑到山后来就知道他要去找父亲，老人摇着头对小孩说：“小鬼你这么傻，你爹今天一早也给抓走了。”当天的抓捕行动是当地红色风暴从三号风球到八号风球的转折点，接下来是一场接一场的“万人批斗大会”，这些“革命委员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部署，一个“狗崽子”小学生，又如何能知道？小男孩听了老人的话，知道他是好心指点，掉头就往金石镇的方向跑，心中最后的救命稻草是正在该镇上中学的哥哥姐姐，这是成人礼一波三折的最后一折。

金石镇属另一个公社，二哥三姐在金石中学上中学，每天一早走路上学，下午回家。冷眼注视着山后农中到金石镇之间这段山路，还有路上像没头苍蝇一样往前扑腾的小男孩的见证人，除了默默无言的横头岭，还多了一个疲倦的午后斜阳。从早上得知要送监饭开始到现在，小男孩身上的汗水湿了又乾，乾了又湿，滴水未进，带给母亲的饭也连饭带兜在头髮被揪的时候不知道丢哪儿去了。见到妈妈含泪带笑的脸可说不上话，跑了几里路连爸爸的影子都没见着，现在远远看到从金石方向过来的哥哥姐姐，心理濒临崩溃的小男孩一下子冲上去抱住两个亲人，憋了一天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紧闭了一天的嘴巴带着哭腔说了一句：“爸妈都被抓走了！”就这么几个字，用尽了小男孩身上最后的一丝力气。

四十多年过去，又见横头岭。某个五月十三，当年的小男孩已年过半百，人生轨迹也因求学和命运的眷顾而划过五大洲。我带着妻子和一对儿女在横头岭后的东山湖温泉度假村，即是当年的地区专署东山湖疗养院。坐在酒店四楼的观景房阳台，观的就是以前老爸接受劳动改造时住的农业中学。“文革”后期父亲被“解放”后，离开农中到了干校，在组织的照顾下又回到东山湖，这一回是以干部的名义进去疗养了半年。时过境迁，这一方水土现在已经成了开发区。本来就只剩废墟的农业中学，在三平一整的过程中又回到土地的原始状态。

夜已深，年过古稀的父母已经就寝，阳台上坐着当年的三个小孩，现在都各有自己的家庭，天各一方。难得在这“家难日”重回横头岭，坐在一起，手拿啤酒，面前是石螺甘鱼春菜等家乡小菜。我们回忆起家难后长达一年，担惊受怕的半孤儿日子。其中最难忘的，是我们与横头岭之间的不解之缘，到岭上找枯枝乾叶，那是我们煮饭的柴火，在岭后的野池塘里抓小鱼小虾，那可是我们难得的营养品！没父没母的这一段“野外求生营”经歷让我学会了如何扎紧裤管防蜂防蛇，如何用小叶桉树叶防蚊，如何才能把腿上吸饱鲜血的蚂蟥整个拉下来而不是拉断……

身后的横头岭，不知道是否认出阳台上的这个人，就是当年路上的那个小男孩？已经熟睡的一对儿女，正是当年小男孩的年龄，又是否知道他们何其有幸成长在今天？一个不用经歷他们父亲那样的成人礼，一个精神家园中没有八号风球的世界，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

（二○一七年八月三十日定稿，香港中文大学吐露东斋）

‧吴伟平，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语言学博士，现为香港中文大学雅礼中国语文研习所所长。作品散见于广州《羊城晚报》、北美中文报纸杂誌、香港《大公报》、《明报月刊》及网络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