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七夜》作为一首现代音乐作品,听来很有些印象派作品的味道。图为作曲家杜薇(前排中)与乐团在台上
香港管弦乐团四月初演出的两场“王健的海顿”音乐会中,选曲的年代跨度很大:开场的《七夜》,由乐团委约内地青年作曲家杜薇创作;下半场的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完成于一百多年前;上半场另一首作品—海顿C大调大提琴协奏曲—则要追溯到一七六一年左右。一场音乐会集齐古典、浪漫以及现代音乐三种风格的作品,确是难得一见。
音乐会三种风格
海顿这首C大调大提琴协奏曲(Hob.VIIb/1),由大提琴家王健与乐团及指挥余隆合作。王健对于德国人海顿写作的两首大提琴协奏曲并不陌生,曾在一九九九年与中国指挥家汤沐海以及里斯本管弦乐团(Gulbenkian Orchestra)灌录唱片,由DG公司发行。
而我在四月一日的音乐会上,却听到了与十多年前唱片中完全不同的海顿。如果说一九九九年的版本中,演奏者试图凸显这首曲目周正典雅的巴洛克气质,那么当晚与余隆和“港乐”乐手合作时,王健则将这首作品奏出更加绚烂的样貌,抒情性极强,乍听上去与晚期浪漫派曲目风格相近。
古典时期三位最著名的作曲家(海顿、莫扎特以及贝多芬)中,曾为大提琴这件乐器写作协奏曲的只有海顿一人,这或许与作曲家对于大提琴以及大提琴演奏家的熟悉程度有关。一七六一年,海顿获匈牙利艾斯特赫兹亲王委任为副宫廷乐长后,立即引荐大提琴家怀格(Joseph Weigl)进入乐团,看得出他对怀格的才华颇为仰重。这首三乐章曲目,正是作曲家为怀格以及他所在的宫廷乐团度身订造。
由于曲目写作的年份正处在巴洛克与古典时期交界处,故这首大提琴协奏曲兼具两种音乐风格之特色。之所以称这首曲目延续了巴洛克作品风格,因为它为十馀人的小型宫廷乐团创作,它的旋律线条华丽且穿插大量的附点与切分音,而且,它的伴奏略显单调。而曲目的古典风格则体现在:第一及第三乐章以奏鸣曲式样写成,复调音乐渐渐为主调音乐取代,且第三乐章相对巴洛克协奏曲而言,越发强调大提琴声部与乐团的和声。
强调巴洛克特性
王健当晚的演奏,明显意在强调该乐曲的巴洛克特性。他将附点和装饰音奏得十足华丽且灵巧,甚至予人些许哗众取宠的感觉。他对于节奏的处理亦颇为随性,以至于将标示为“中板”(moderato)的第一乐章,奏成近乎快板的模样。与他一九九九年灌录的版本相比,王健在这场音乐会上有意淡化曲目的“典雅”,越发突出其活泼、烂漫甚至俏皮的味道,虽说与我期待的演绎有些出入,但只要能够自圆其说便好。
这一版稍嫌飘渺的海顿大提琴协奏曲,与开场杜薇那首《七夜》对照来看,在气质上竟异常契合。《七夜》讲的是“梦”。作曲家从《博尔赫斯谈话录》表述噩梦的段落以及自己亲歷的梦境中找到灵感,进而创作该曲。与不少现代音乐作品相似,《七夜》追求古怪的音响效果,每每不按常理出牌,并将怪、偏以及不稳定的旋律当作常态。它将碎片化的情景拼贴扭缠在一起,已然走离美与典雅等评价音乐的惯常语境。
在我看来,《七夜》作为一首现代音乐作品,实验与先锋的意味并不浓重。作曲家无意沿循无调式音乐路向深入探索,反而在众人纷纷求新求变的状态中转身回望。听得出,杜薇并不想为了变化而变化,不想追逐最时兴的创作手法。她以旋律描摹场景的手法是标题音乐的特徵,而她为竖琴与弦乐声部写作的合奏段落,听来很有些印象派作品的味道。
海顿的大提琴协奏曲与《七夜》的创作年份虽说相隔甚远,但当晚乐团与演奏者却在相当程度上拉近了二者的“距离”,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观众在上半场音乐会上,并未见到这两首相距两百多年的曲目碰撞或拉扯出怎样的张力,反而透过演奏者演奏手法的些许调整,找到两首性格迥异乐曲中情绪与情感上的交叠之处。因此,这样一场“古典”遇见“现代”的音乐会,少了一些戏剧性,却多了亲近的味道。
(香港管弦乐团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