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在香港不是一帆风顺地实施的。在中英谈判期间,双方友好协议了香港政制“直通车”;《基本法》第69条订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除第一届任期为两年外,每届任期四年。”其精粹是让出任两年的末届立法局议员可自动成为特区首届立法会议员。然而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于1992年到任后,即单方面在《施政报告》推出违中英两国外长共识的政改方案;中方被迫宣布放弃“直通车”,并要另起炉灶成立临时立法会。当年的中英政制争拗亦孕育了一批反中乱港的“泛民”议员,使回归后的香港政治博弈从未止息。
两派政治博弈在这世纪的一个高潮是2003年《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谘询,在反对派煽动下引发了回归日的游行抗议,迫使特区政府押后《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的立法。
其二,于2005年,几个“泛民”代表与美国国务卿会面后,发起争取普选大游行,使当年政改法案虽获过半数议员支持,但却未能符合《基本法》规定的三分之二要求;此乃回归后香港政革的首次停步。其后,为对抗中央和特区政府,部分“泛民”于2009年发起“五区公投”,抵制特区政府当时的政改法案。2010年立法会补选只有58万人投票,总投票率为17.1%,远低于歷届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率;五名辞职议员轻易赢得议席重返议会,但却耗费一亿五千万。
延续反中乱港的立场,“泛民”及其利益相关者于2012年全力推动反国教,狠批教育局将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硬指该指引内容偏颇,剥夺学校自主及为“洗脑”教育;终令特区政府于当年10月宣布搁置课程指引,并孕育了一批喜欢街头抗争的青少年。
2014年香港经歷回归后的最长抗争,歷时79天的违法佔领对社会造成破坏;一批反中乱港者为求打击中央和特区政府,既不守法又不顾香港经济和民生,肆意霸佔多区主要道路。警方为应对违法佔领行动总开支高达3.5亿元,共有130名警务人员受伤、20名警员身体不适;同时,警方于期间拘捕955人,当中有32人涉刑事毁坏。而因佔领而滋生的“鸠呜”和“光復行动”,持续影响香港的旅游及零售业。
这些政治博弈除让一批抗争者获取传媒曝光外,亦成为香港发展的无形杀手;以“拉布”为例,不单令创科局要三年多才成立,亦令不少基建开支因迟批而造价上升。
教联会副主席 胡少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