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小看“口述史”/严 阳

　　近年来，不少民间人士在?手为抗战老兵记录“口述史”。比如说，志愿者赖子靠工资支撑，五年间为七十多位抗战老兵录製“口述史”；在其受访的人中，有“南京受降仪式亲歷者”赵振英等知名老兵。而稍早一些，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崔永元拍摄的纪录片《我的抗战》，也是具有“口述史”性质，但影响无疑更大的是对这方面的有益的工作。有报道称，为拍这部片子，崔永元採访的对象超过三千五百人，收集的口述歷史影像与纪录影像均超过了两百万分钟，收集的歷史老照片则超过了三百万张。

　　让人十分遗憾的是，对于此类“口述史”，有些人不以为然，以为其真实性大可怀疑，其价值自然也非常有限。为证明这一点，他们举出了卢梭的《忏悔录》的例子。在这部自传体著作中，委实卢梭在对不少人与事的回忆中，不够诚实。比如说，卢梭的情人华伦夫人，曾经在卢梭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他巨大的帮助，但卢梭在《忏悔录》中，对她的态度却很不恭敬，也有很多有损其形象的无端的猜测；对于将自己所有的孩子统统送进了育婴堂，没有能够承担起做父亲的义务，他也并无多少愧疚，更谈不上痛苦，而仅仅以“我自己无力抚养我的孩子”为自己开脱责任。

　　人是有感情的，也是有立场、有思想的，所以，假如在“口述史”中一定程度上为自己“隐恶”，或者一定程度上“美化”，并不是不可理解的事。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就真实性、客观性来说，“口述史”之外的其他歷史叙述方式，比如说官方所修的歷史—一般也被称之为“正史”，其可信度其实未必就一定在“口述史”之上。为什么？因为官方同样也会有官方的立场、观点，所以，为某个政党、集团、人物“隐恶”或者“美化”也是十分寻常之事。比方说，前苏联官修的《简明联共布党史》，在涉及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的问题的时候，一些内容的真实性就大有问题，并且已经被证明。

　　就中国人民进行的那场持续时间为近代歷史之最的抗日战争来说，从前的史家和史册所反映的那段歷史同样也未必那么可信。而在拉开了一定的时间距离，人们能够冷静下来，排除一些感情因素的干扰，比较客观地对待这段歷史的时候，有些提法就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对于正面战场的作用的认识就逐渐趋于客观；对于无论哪个党派的军队在抗战中所付出的牺牲、所做出的贡献的认识同样趋于理性。这些变化，假如能够在官方修订的“正史”之外，有属于个体性质的“口述史”的补充，那么，无疑会更加完善，也会让我们无限逼近歷史真实。

　　作为个体的人，尤其是作为军队的最基层的普通士兵，他们的视野委实远远没有那场战争中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那些高级军官与政治领袖那样开阔，对于那场战争的全貌自然也不可能有多少了解；但是，他们对于发生在局部的、具体的战斗，对昔日从他们身边倒下去的战友，以及与他们面对面地血拼的对手的认识和了解，大概又是前者远远不及的。另一方面，他们对于那场战争的，显然只能是偏重于具象的回忆，恐怕比之书本上的抽象的数字来得更生动、更鲜活。而这一个个属于个体的回忆，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的观察、思考，集合起来，是不是可以构成一个相当完整的画面？是不是也是很有价值的一种歷史？

　　我们这个民族有很多优点，但无疑也有不少缺点；而缺少脚踏实地的精神，总是习惯于马马虎虎、满足于“大概”与“可能”之类，应该说便是其中之一。因此，无论是海峡哪一边的国人进行这样的“口述史”的整理和研究，都值得夸赞，都值得提倡。如此这般，我们的抗战史方才有可能更加接近歷史的真实。所以，不要小看“口述史”，而应高度重视“口述史”，并且让它在歷史的还原和整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