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家的佣人不受气/霍无非

　　众所周知，鲁迅自小生活在一个封建没落的大家庭，从他幼年到离世，家中都离不了佣人帮工，就算是与周作人“兄弟失和”，分家另过，大家变为小家，与母亲鲁瑞及元配朱安在北京一起生活的三年，以及后来他与许广平在上海共筑爱巢，生下儿子周海婴，佣人始终是他家不可或缺的一员。

　　早年，鲁迅家的佣人是绍兴乡下的农村妇女，一九一九年冬举家迁到北京后，家中的佣人几乎还是来自江浙一带，这样从地缘上就有亲近感，她们吃得苦，粗活累活做得来，里里外外一把手，大体能与僱主一家相安共处。鲁迅像他的母亲那样，自小对家中的佣人是亲密无间的，没有颐指气使的呵斥和歧视，他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在他数个“长妈妈”中，尤对矮胖的“阿长”感情最深，这在他的回忆性散文《阿长和山海经》中有所描述。虽然胖“阿长”爱饶舌，四肢张开的睡姿挤得他吃了苦头，但她常给他讲些乡俗的宜忌，蕴含朴素的道理，不啻于启蒙教育。特别是她关心少年鲁迅的求知兴趣，出乎意料地购回了他朝思暮想的书籍《山海经》，真让他欣喜不已，冰释了对她除灭宠物鼠的前嫌，“她确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并深情地发出心声：“仁厚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长妈妈”们善良、勤劳的本性感染了鲁迅，成年后他也同情和善待家中佣人、人力车夫、烈士遗属等底层劳动人民。

　　当然，鲁迅一家善待佣人，和睦相处，并不是说佣人可以和主人平起平坐，两者是有别的。她们做事要听当家主人的吩咐，在北京八道湾大家庭时期，鲁家当家的是二弟媳羽太信子，僱请了管家、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採购等多名佣人，挥霍铺张，花钱无度，以致为兄的鲁迅看不下眼，出言相劝，招来怨恨，这应是与周作人反目并终生不再来往的主要原因。此外，佣人吃住也是要和主人家分开的。鲁迅搬离八道湾后，家中有两位佣人──王妈和胡妈，前者专门服侍鲁迅母亲，后者干杂活。鲁家有个规矩：佣人吃白饭不吃菜。因为菜是朱安烧的，佣人怎能食之，主人每天各给她们四个铜板买菜吃，这样看似苛刻，又在情理之中，生活上的事，鲁迅尽量顺茈擦芊A由茼隋w，是他不能完全左右的。

　　一九二九年九月，鲁迅在上海当了父亲，家务事骤多，僱请了同乡农妇王阿花，王阿花年轻漂亮，爱妆扮，喜串门，带孩儿的经验和责任心都欠些，竟让幼小的海婴受寒落下哮喘的病根，老来得子的鲁迅却没责怪她。王阿花是怕被有病暴虐的丈夫卖掉而离家的，丈夫得知她逃到鲁迅家，派人来追踪，准备把她劫回卖掉，鲁迅背负“强佔女人”的恶名，毫不胆怯，挺身而出，把这一干人挡在门外。与专此而来的乡绅谈判时，严正指出卖人是现在不允许的，最终，他仗义地掏一百五十元心血钱，帮王阿花赎了身，恢復了自由，甘当“冤大头”，让她获得新生。以后，鲁迅家又僱请了许妈，许妈不仅体壮能干，心肠也好，当小海婴患痢疾需禁食时，她看不得孩子捱饿，用私房钱悄悄买来饼乾，藏在别人家，偷茧驯L吃几块。她带小海婴到野外玩耍，捉螳螂，有时玩饿了，她就掏一两个铜板买点“老虎脚爪”、“麻油?子”等扬州提篮点心给他充飢……直到鲁迅病逝后，她才离开上海返回南通乡下。十年后，念旧的许妈满头银丝，步履蹒跚专程来上海看望许广平母子，见周海婴已长成一位帅气的初三学生，百感交集，心才释然。试想，如果鲁迅夫妇当年待她不好，是没有这份感情长途跋涉故人重见的。

　　鲁迅对同胞的“劣根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不少文章中予以揭示鞭挞，家中的佣人有没有他所指的“劣根性”呢？她们生于其时，不可能独善其身，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譬如说，愚昧迷信不知求真，把不住嘴拨弄是非等，但鲁迅对她们网开一面，笔下留情，他的文章没有对这一类大字儿不识的“下人”嘲讽挖苦，笔锋触及的往往是当权者或是一些和他有过节的文化人，这不能不说是鲁迅平民观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