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对香港青年人讲/杨继良

　　不久前，我看到一段视频──去年中国国庆节在多伦多，一群华人组织了一场在街头的歌唱表演。这类表演，去年在美国已有过，也拍成了视频。多伦多的表演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一位市长用中文唱了一支曲子。我把这段视频发给在江苏省的一个年轻朋友，他马上给我回邮，标题为“世道变了”。他说，这些日子，他在电视上看到许多“一带一路”的报道，已经觉得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正在加深，想不到身居市长地位的洋人，居然会用普通话唱歌。这个青年为了练习英语，回邮是用英语写的。他用了“惊人（surprising）”一词，并说我作为多年定居外国的华人，看到这种情景，一定会非常快乐，云云。

　　是呀，多伦多的华人组织这个表演，表现了他们的快乐；在中国的朋友，看到了，都觉得快乐；他相信这段视频一定也给我带来快乐。我曾在香港任教十年，认识了几位青年。我也曾想过，如果把这段视频寄给他（她），是不是也会受到欢迎呢？会不会觉得我的行为唐突呢？我们应该说都成了好朋友，在“脸谱（Facebook）”上常常为看到他（她）们的照片而高兴，但我对这个视频是不是会受到欢迎，却没有充分把握。

　　我曾在香港任教十年，接触到的都是好学生。他（她）们读完本科，都就业了，再继续读研究生的，少而又少。有时我也提问，得到的回答都是说父母供他上大学，很不容易了。现在自己应该帮助父母负担一部分。这种顾全父母家庭的亲情，我在内地遇到的不多。有一位吕姓男生，毕业后每年仍然来学校看望我，最后还给我寄了贺年卡，成为我的一件珍藏。现在从脸谱（Facebook）上看到他和妻儿的照片，真是使我高兴呀。另有一位林姓女生，我参加过她和她妹妹的婚礼，关系很近了。我知道她少年时家境不很宽裕，妈妈用线织成购物袋，她拿到超市门口兜售，五元钱一个，贴补家用。我们间可谓无话不谈，我还常常找她的麻烦，不觉得有什么需要为难的地方。可以说“亲密无间”了。

　　然而，只靠电话或电邮联繫，不能见面详谈，我就会觉得在涉及政治、国家、民族感情的话题时，开不得口。前一段时间，香港闹“佔中”，电邮和电话联繫时，都需要避开敏感话题。至少在我这一边，相当小心翼翼。

　　香港居民大都来自内地，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一些艰难的时期採取各种手段，甚至冒了危险“逃”出来的。但这并不就一定会引起对内地的反感呀。我们这一批八十到九十年代来的“留学生”，也都经歷过最困难的年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运动员”、受到过迫害，但没有人感觉我们会不认同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呀。香港就不同。这不能不说是英国人长期统治的结果。我在香港的大公报上发表短文，在美国的亲友中也有摇头嘆息的，那只限于自己认为已经不是中国人的。在香港的学生中，对我为大公报写短文，可能也会嗤之以鼻吧。但愿不是。

　　香港回归已经十七年多了，但香港政府对于青少年的爱国教育实在做得太差。不普及普通话、简体字，不学习中国歷史，这是大家都看到的。四月十八日报载，香港大学规定访问一个外国和另一个内地城市，居然成了一条引起争议的“新闻”。内地这一边也有明显缺点。孔子学院办到了全世界，普及中文和普通话，花费了很多钱，还组织海外的华人回国学习。但香港似不在内。

　　我前天看到一则香港的凤凰电视台组织的《凤凰视频》，题为“运行中国”。它的第一集“城市变迁”展示了在美国的电视台所看不到的“奇观”──中国如何在建造六百多米高的“上海中心大厦”。解放前上海最高的大厦是二十四层的国际饭店，包括尖顶在内的高度超过六十米。我那已在洛杉矶定居三十年的老朋友，最近从上海回来，说对上海快速地铁发展的印象十分深刻。我想，香港的年轻朋友至少应该打开凤凰台，看一看什么是中国，他们就不会有许多完全脱离现实的幻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