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笔涉严又陵/郑延国

　　一九三三年，钱基博的大著《现代中国文学史》正式椠行，内中有专节评论严復，篇幅长达二万六千馀字，拳拳之情，溢于言表。也许是受了父亲的影响，钱钟书对这位前辈亦特别关注。一九三九年，他始写《谈艺录》，曾大笔一挥，称严的两句诗“吾闻过缢门，相戒勿言索”实在是“喻新句贴”。又称“Spirit一字，即‘意在言外’、‘得意忘言’、‘不以词害意’之‘意’字，故严几道译Esprit des lois为《法意》。”显而易见，这都是些夸奖的话。

　　一九六四年，他写《林纾的翻译》，也不忘对这位前辈幽上一默，称“严復一向瞧不起林纾，看见那首诗，就说康有为胡闹，天下哪有一个外国字都不认识的‘译才’，自己真羞与伍。”所谓“那首诗”是指康有为写给林纾的一首题画诗。诗的第一句便是“译才并世数严林”。钱钟书引别人的话说，这七个字把林、严两个人全都“得罪”了。因为林一向以古文家自居，认为翻译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一九六五年，钱钟书写诗赠清华同学郑朝宗，居然步康有为的后尘，也来了个严林并举，诗曰：“好与严林争出手，十条八备策新功。”是诗题目为《喜得海夫书并言译书事》。

　　然而，钱钟书对严復亦有微词。譬如，他在《谈艺录》中说严几道“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学亦求卑之无甚高论者，如斯宾塞、穆勒、赫胥黎辈；所译之书，理不胜词，斯乃识趣所囿也。”钱先生的这番话分明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严復缺乏深邃的思辨能力，故选题起点不高；二是严復所学专业有限，故表达有欠科学规范。钱先生的说法，从翻译批评的视角来看，自然无可厚非。不过平心而论，在思想闭塞、危机四伏的清代晚期，能有严復这样一位国人，冲破层层思想束缚，大胆地将西方的进化论、社会学、自由理念介绍进来，实实在在是一件足可名垂青史的大事。钱公评人议事，偶有苛求之处，当是性情使然矣。

　　钱钟书对严復最大的关注，莫过于其对“信达雅”翻译标准的认知。一九三四年，他在《中国评论家》上发表了一篇英文文章，内中将“信达雅”英译为fidelity、intelligibility、polished style，且以英文一一诠释如次：信者，乃render faithfully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达者，即observe the usage of the native tongue so as to be readily understood by readers who cannot read the original；雅者，指possess high literary merits。尤有甚者，钱钟书在是文中对“严復信达雅源于英国人泰特勒三原则”的传言进行了批驳。泰特勒的三原则是：译作思想一如原作，译作风格手法一如原作，译作通顺程度一如原作。钱钟书认为泰氏的第三条相当于严氏的“达”，泰氏的第二条则异于严氏的“雅”且更难做到。泰氏强调译作风格务必模仿原作风格，不能像长在树上的蘑菇那样，独立于树之外（is not an independent growth like a fungus on a tree）。毋庸置疑，泰氏的这第二条与严氏的“雅”完全风马牛不相及（the polar opposite）。钱钟书的精闢分析，为严又陵挽回了面子，夺回了发明专利权，真是一桩值得额手称庆的美事啊。

　　钱钟书对严復“信达雅”说的探索并未止步于此。一九七○年代，他撰《管锥编》，又一次提及此说。在第三册第一○一条中他先引支谦《法句经序》，谓严復“信达雅”三字“皆已见此”。随后进一步阐释“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雅之非润色加藻，识者犹多；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译文达而不信者有之矣，未有不达而能信者也。”钱公此释一出，译坛为之震动，译人争相引用，一时奉为圭臬。由是“信达雅”说更加深入人心。

　　一九八四年，罗新璋到三里河探望钱钟书，老先生告诉罗，六十年代初曾收集了许多严復的书和相关资料，并通览一遍，打算继《林纾的翻译》之后，再来一篇《严復的翻译》。谁知“文革”爆发，后来又为撰写《管锥编》和增补《谈艺录》所累，便不復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