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现时的城乡差异，岂止城市人鼻子哼出的那一句“乡下人”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到近期出版的《城乡中国》，单从标题上就能看出，农村已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一个宗族自治的小社会。在一个有?悠久传统的，庞大的农业国家，飞速向工业国家转型的时候。农村一边推动?国家发展的巨大马车，却在马车启动时努力攀爬而不及。一座座逐渐空去的村落，宛若空洞的眼睛，望不见前路。
城市化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劳力与资本，实现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的转型。近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8%，提升到去年的51%。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曾于杜润生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近日出版了《城乡中国》。此书的精彩，在于周其仁一语中的的犀利和不掉书袋的表述。提出城乡之间差异形成的原因、后果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试图找出沸沸扬扬的城市化改革的癥结。
在此，笔者推荐一个读法，将《城乡中国》，与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共读，会发现几十年来农村演变与城镇化发展的两条脉络，一条宏观，一条微观，从政策与数据，到乡土人情，可体会到此中人、事、物的悲喜纠结。
苏联大哥的坏榜样
《城乡中国》以非常理性的阐述，逐一提出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包括拗口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
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当农村土地源源不断流转为城市土地，农村人口却被荒诞地隔绝在城市人口之外。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9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二○○一年至二○○七年，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增长70.1%，但人口增长只有30%。
为什么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那么艰难，在《城乡中国》中，户籍制度再被诟病，周其仁直言，户籍制度是苏联老大哥的坏榜样。
限制农村人口自由流动，实质上是在重工业和城市优先时，以农产品价格和工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将农民变为“奉献者”，以低廉的农产品价格支撑城市和工业发展。
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小堡村的村民屡屡向作者感嘆，工业产品价格飞升，粮食卖价却不高，就是上述情形的一个缩影。
现时一亿六千万多农民工不能市民化，仍然处于半城市化的状态。城乡的差异甚于等级，难以逾越，所受的屈辱，又怎会只是大城市人鼻子哼出的那一句“乡下人”？
土地的潘多拉魔盒
《城乡中国》中解释，造成“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现象的，除却农村人口流动限制，另一个方面，是土地财政为“土地城市化”装上强大的发动机。
一九八五年，霍英东以一句“你们有土地，怎么会没有钱”，一语惊醒梦中人，深圳土地拍卖先河一开，根据中国法律对土地的相关规定，最终造就了土地“先国有化而后再推出市场”的做法。这是滚滚财源还是潘多拉魔盒，没人知道。
日后，这种做法与主要依赖GDP增长率的地方官员考核标准，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土地财政，和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土地进城，人难进城。也就无怪会出现“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奇怪局面。
土地的城市化，却没有带来农民的市民化，本身就是本末倒置。
引述《人民日报》二○一一年的一篇评论：“城市化说到底是人的市民化，而不是楼房化和建制镇化。城市化是农民变市民，而不是把他们变成亦工亦农、亦城亦乡、颠沛流离、候鸟一般的“两栖人”。
还权予农民
“两栖人”在城市流离的同时，城市化催生了二百多个地级市中有一百八十三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的雄心壮志，和农村留守的老幼妇孺，还有越来越不可爱的农村。
于是有了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表达的愤懑。书中称，通过诸多城乡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中国农民每年向城市作了大约两万亿元的贡献”，包括近“20年内通过徵地总共从农民手中拿走2万亿元”等。
“而反过来，政府补贴给农民的钱只佔本国农业总产值的6%，而欧盟诸国平均是34%，美国是20%，日本是58%，韩国是64%”。
现实就是这样，中国的农村以广袤的田野，给养?发展的需索无度，农民以卑微的姿态，一点点出让粮食、耕地、祖屋、古树，甚至尊严。
读至终了，或许你会思考，政策应该如何向农村倾斜，城市和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理所应当反哺农村，而《城乡中国》和《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同时告诉你“确权”，比这一切更重要。
只要划定权利的边界，遵循程式公义，农民自然懂得顾好自己。周其仁认为，将农民的权利交回给农民，或者交回小部分，就足以产生巨大的经济自由。
熊培云则不无幽默地说，认为农民愚昧，素质不够，保护不到自己权益的人，不如和农民打盘麻将，看看他们会不会把钱拱手让给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