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身穿粗口T恤当街辱警的教师震惊全城，有人称世风日下，有人称害群之马，但在我看来，其实良师益友与街头泼妇的反差，其实是市民的幻觉使然而已。
这种反差，来自以往香港教会资助教育表面的优质形象：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左校被取缔、教会学校爆发性增加开始，无论港英政府、教会还是现在的反对派政客，都以一种“教育出品学兼优、文明守法好学生”的标籤，作为教会所获的教育资助及其落后陈旧的硬销式灌输教育方法的辩护。其实，在所谓品学兼优的背后，是烂背盲信式的“学习”方法、一成不变的模范答案、缺乏主动学习及思考能力的学生，以及各种与办学宗教及政治团体有关系人士的特别待遇。更可悲的，是造成“好学生形象”本身的原因，不过是在强加灌输之下对意识形态的病态忠诚的高度纪律性，只不过，因为当年港英政府是符合这个意识形态的服务对象，是故受灌输者才特别守法而已。
后来，港英政府走了，对意识形态的政治忠诚与文明守法形象的政治利益不再重叠，教协以及教会等索性改头换面，将他们亲身教导的各种恶习，包装成与之毫无关系的“独立思考、开放进步”；将进化论抹黑矮化以宣传毫无科学证据的神创论的逻辑，立即就转用到教人无视法纪，以言论自由为藉口践踏他人权利的暴民文宣上面。
于是社运组织一句自称“公义”，大学生不再文明有序；学运组织一句“独立思考”，中学生不再奉公守法。最后，一所天主教学校教师的粗口烂舌，撕破了香港资助教育最后称为“良师益友”的遮羞布。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令当年为了教育出乖巧学生而支持资校制度的老一辈群众惊慌失措。
但其实，学运青年之所以无法“再”理性讨论、反思自身，而事事诉诸激进群众暴力，其实不外他们已经到达了教育界为他们设定的知识上限，在此以上的反思，从来不是香港教育的议程；而文明守法之不再，不过是政治现实与信仰的服务对象不再重叠而已。对全盘接受教育机器的意识形态的学生而言，真正改变不过是一声意识形态的呼吁，让他们真正动员而已。可悲的是，在此一残酷现实的面前，天主教教区仍可申办两所大学，看来我们的政府非但没有亡羊补牢，更是兴高采烈的为出卖香港未来的人数钱。
当有一天我们只能靠围堵恐吓、抢麦克风、破坏异见分子的讲台、网上起底欺凌等等各种自以为义，靠破坏社会执法制度的暴力手段面对异见；当有一天我们低劣的教育所造成的文化让香港最基本的法律秩序都无法维持的时候，则香港的命运，已然说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