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派要承认中央对香港具有主权权力，对香港的政制发展有主导决定权，而香港高度自治只是源於中央政府的授权。反对派应放下仇视心理，结束与中央政府长期以来的对抗和信任缺失的局面，以真诚信任之心与中央政府协商普选机制。如此，香港的政制发展才能释放出基本法所设计的制度优势。

　　在距离2017年普选特首和2020年普选立法会议员的时间表尚有四至七年之际，双普选这一在香港政制发展中极具争议性的议题，再次被反对派炒作成为港人茶馀饭後热议的话题，成为影响香港族群和睦、政治力量对峙的因素。

　　近期讨论激烈的问题，先是由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占领中环”，通过非暴力的方式争取普选，而後由公民党汤家骅在立法会提出要求政府尽快就落实双普选展开谘询的议案，甚至部分建制派也支持尽快开展政改谘询，更有激进议员提出要全民制宪决定真普选方案。

　　不必急於展开谘询

　　香港普选问题涉及基本法附件一、二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两个产生办法的修改事宜。两个附件的修改是涉及中央和香港特区关系的事务，中央对涉及中央和香港特区关系事务有实质性的主导决定权。按照基本法第45条、68条的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12月29日相关决定，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在行政长官普选产生以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

　　从时间上看，目前距离2017年普选特首尚有四年时间，距离2020年普选立法会尚有七年时间，然而反对派却迫不及待地炒热普选政治议题。这并不是真心关注普选，而是趁机掌握政改的话语权，打?为港人争取普选的幌子藉机进行政治抽水，为日後的选举政治打基础。笔者认为，当下香港的政治氛围不适宜讨论普选议题，政府也不适宜急就普选展开谘询。理由如下∶

　　首先，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明确普选时间表，这是白纸黑字写在法律文件中的，中央政府已做出严重承诺，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2017年普选特首的时间节点不可改变，距今尚有四年时间，即使明年开展有关政改谘询还尚有充足的讨论空间，无论怎麽推迟都不会耽搁。反对派所谓的提前谘询的提议，只不过是其唬人的把戏，因为香港是个高度多元的社会，本身就很难有共识，讨论或争议时间越长，越不利於政改事宜，反而延误其他社会民生问题的处理时机。

　　其次，特区政府当务之急应重点处理民生、经济和社会问题。香港回归十五年来，至今尚有诸多社会问题需要解决，诸如经济转型、房屋、扶贫、环保、“双非”婴儿、水货客等等。上述事项有些是困扰香港已久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有些是随两地自由行後新出现的亟需解决的问题，这是当前香港发展的主要矛盾。梁振英是一位务实有为的新特首，他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坚持稳重求变、民生为先的施政方针，重解决社会民生经济问题。现在，新政府需要一定的空间和时间，按照先易後难的逻辑方式，使其在有充分时间和精力解决上述问题後，再集中处理颇具争议话题的政改问题。况且，若马上就政改问题开展谘询，不仅不会达成政治共识，反而更加激化政治矛盾，难在政改方面取得成果，同时也会使一些社会民生问题越积越多。

　　反对派图政治抽水

　　再次，警惕反对派趁机进行政治抽水。其实，反对派深谙民主选举政治的操作技巧，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赚取政治资本的机会。过往香港社会的舆论热议话题，都是反对派及其喉舌在大肆编造的政治谎言，以打击批评甚至抹黑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手段，营造有利於自身的舆论导向，赚取香港社会民众的同情。这体现在反对派在立法会地区选举中的成绩明显高於建制派。新特首上任後不久，反对派就抹黑梁振英，在立法会提不信任动议，动议用立法会特权法调查特首，如今又藉争取普选的幌子搞“公民抗命”“占领中环”，无外乎是要占领道德高地，掌控政改事项的话语权，以此提高自身的知名度。

　　一直以来，由於特定历史事件的因素，反对派对中央政府持怀疑、不信任甚至对抗的态度。香港回归已有十五年，但反对派与中央政府的正面交流和沟通仍是不足，仅就2012年政改问题与中央政府有了首次会谈。反对派不相信中央政府真的会在香港发展民主政治，料想中央必会在提名门槛上把反对派拒之门外，所以他们从未间断过操弄政改议题，如“七一游行”“五区公投”，近期又提出“占领中环”，反对特区政府，挑战中央政府权威，结果在反对派和中央政府之间形成一种凝重的政治氛围。试想，在这种政治氛围下探讨政改又能有什麽成果呢？

　　中央有主导决定权

　　2017年将是香港政制发展的机遇期也是挑战期。普选问题处理得当，香港政制发展将取得质的突破；处理欠妥，香港的政制发展可能原地踏步，港人几十年的民主梦想毁於一旦。成功与否，完全取决於反对派的政治态度。

　　首先要承认中央对香港具有主权权力，中央对香港的政制发展有主导决定权，高度自主权只是源於中央政府的授权，同时中央政府的行为也要受到基本法的约束，这必会保障香港高度的自治权。所以，反对派应当相信中央政府，在基本法的宪制轨迹下进行沟通谈判，营造一种融洽的政治气氛。尤其是民主党等温和反对派应放下仇视心理，结束与中央政府长期以来的对抗和信任缺失的局面，以真诚信任之心与中央政府协商普选机制。如此，香港的政制发展才能释放出基本法所设计的制度优势。

　　孟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