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王永、王振耀、袁岳、张勇，相继被爆与红会有利益往来，前三位委员一再否认和红会的利益关系，而袁岳声明退回红会博爱家园评估委托款，并请辞社监委委员一职，表明其在逼仄的辩解空间中良知尚存，也表明红会所谓社监委自始至终都是一出闹剧。
这出闹剧的性质极端恶劣，也表明红会在人事调整后没有诚意，反而在忽悠民众的手段上煞费苦心。事实上，红会社监委16名委员都由红会确定，未见聘前公示，聘任过程等相关信息只字不提，这在一开始就玷污了“社会”二字，是即使其委员当真独立也不能被接受的程序硬伤。至于红会官员及其社监委成员多次声明，委员不在红会领取报酬，因而极具独立性云云，以此对照“利益往来”丑闻，还有红会对社监委的经费保障，只能说某些人睁眼说瞎话已臻“化境”。
自选社监委委员而且其中多有利益关联者，假借“社会监督”之名虚构自身合法性，这是不堪忍受的“被代表”，令红会和民众两方面都遭受侮辱。红会确有必要采取措施逐步恢复社会信誉，民众也期待红会走上正路，以便放心大胆地释放博爱之心，但是此类措施理应满怀诚意，至少做到善款进出信息高度透明和彻查郭美美事件。红会社监委这出闹剧都足以显示，某些官员的智商和道德有多可怜。
社监委委员包括学界、法律、医学、财会、媒体等界代表，享有列席红会会议、查阅红会文件、对红会进行质询等权利，负有对红会实施监督和调查等职责，却未曾对红会实施有效监督，大不如靠内线和网络信息就犀利质疑的网友“落魄书生周筱赟”。郭美美事件按说是红会重整信誉的重大节点，然而即使个别监委提议重新调查，包括与红会关系暧昧的“品牌中国产业联盟”(被媒体揭露并非社团而是商业公司)秘书长王永，那些头衔堂皇的委员却要么避重就轻要么装聋作哑，这就颇似一出红脸和白脸的闹剧。同样成疑的是，红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推出将近2年，至今还是“青海玉树地震”在“试运行”，“甘肃舟曲泥石流”、“云南盈江地震”、“日本地震”继续空挂，新近发生的唯一变化是查询条件加严，却从未有社监委对此发出半点催促，足见权力的天性就是顺从其赋予者。
既然社监委先天具有从属于红会的性质，其表现跟红会一样缺乏公信力，其委员袁岳请辞恐怕就难成反思和完善的契机。红会社监委是怪现象，十几个委员即使心存良知，也难胜任监督职责，因此问题不在于怎样重组社监委，全体民众才是最合格和最合法的红会社监委。当务之急是高质量公开信息并强化问责力，依照国际惯例取消对红会的财政拨款，严惩强捐逼捐，用竞争的力量促使红会走上正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