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更多的个人表态把问题留给“通知”，这或许会延续到全国“两会”。官员、媒体、网友们在舆论场中，鲜有互动讨论变革阻力、技术设置、实施难度等问题，这让个人表态带着某种不能承受之重。

　　欣慰的是，官员财产公开这一大方向，在政治伦理上争论非常少。但是，我们可以连篇累牍论证其对构建现代国家政治伦理的意义，却不能深入探究中国实际实施之难。背后巨大的阻力，让这项微小的变革忌讳莫深数十载。与此同时，利益阻力、怨气也积累愈深。

　　更多社交网络舆论对其产生“终极反腐”的心理期许，而更多公职人员又由此产生恐慌与抵触心理。权力、权利、道德的平衡，并未在网友观点中得到深入的普及共识。人们没有就变革的阻力情绪等展开理性探讨，没有温和式互动公民式参与、细水长流的民意共识，匆匆把变革的巨大压力抛到了“上面”。

　　直面现实，就需要理解这场变革之难。它不可能通过与上级“对表”、采取“运动式”、“表态式”疾风骤雨般推进。我们欣赏并尊重一些官员晒财产的勇气和权利，但不能急切指望，它就能有效完成财产公开制度建构的过程。

　　政治理论上的财产公开，从权力中心做起才有效果。但现实中错过最佳时机后，只能逐步以温和缓冲的方式和思路来推进。即便从政治伦理和法理上看，官员财产的公开过程本身应交给制度建设这一过程。

　　不管是官员还是百姓，一旦没有达成更大程度上的观点共识，一旦人们普遍缺乏“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制度要么形同虚设，要么就意味着大到惊人的实施成本。

　　问题是：腐败到了什么程度，公民意识又到了什么程度？把压力都留给“通知”，这也成为官员个人表态所不能承受之重。

　　无论用何种字眼表态，试点地区均应尽快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公示、公开之路。唯有如此，方能让个人有更适当有力的表态。当一项变革遇到巨大阻力时，“实干”才能显示出足够的威力。唯有试点，才能让决策者知道真正的水温。

　　民众越是在道德制高点上愤怒，越让人感受到水温滚烫。从他们的积极、执着与期待，能看到民众对腐败的容忍度——— 零容忍。这意味着，公开的那部分财产必须符合零容忍。这样，我们或许就能明白，表态所不能承受之重，反腐道路廉政机制建设之痛。

　　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