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都是公诉人和检察机关说：就是他干的。辩护人说：就不是他干的！而今天恰恰相反——当事人说：是我干的。辩护人说：就是他干的 。公诉人说：就不是他干的！这样诡异的庭审状况发生在6月25日河北省关于王书金故意杀人、强奸上诉案上。
怀着沉重的心理了解了聂树斌案的前因后果，以及王书金案件的事件过程。王书金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甚至因为对其在石家庄市郊的强奸杀人罪未起诉而自己上诉。而聂树斌母亲的拭泪执着更增添了围观者心中的压抑。这是一位坚持认为自己的儿子受到了司法不公正的审判之后，依旧坚持上访，坚信在自己找到可信证据之后法院能还之清白的“含冤者”母亲。这位母亲的强大，不仅是在20岁的儿子被突然判决死刑之后的坚强维生，更可贵的是其对法律的信任和对公正的执着。这比起那些受到老板不公正待遇、遭强拆内心不满而报复社会杀害无辜群众的人来说，实在伟大，却也更显悲情。
这起案件的吊诡无需赘言，25日民众对司法公正的期待让这起案件的审理颇为引人注目。公众在这起案件上投入了对法律的信任和对司法审判的期许，聂树斌案的清白正义若不能到来，悲情母亲将不能为自己的儿求得昭雪，公众脆弱的法治信心也将受摧残。
在吊诡的聂树斌、王书金案上，民众投注了太多的法治信心。
1995年，聂树斌被判故意杀人、强奸妇女而执行死刑，距今已有18年，其父母奔波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河北省公安厅之间为儿子求取清白。同样不能信服的还有公众，聂树斌案疑点重重，在未作出充分证明和调查的情况下，在聂树斌父母甚至受害人家属的质疑下，聂树斌被突然定案执行死刑，让人惊叹。
而在聂树斌被行刑的10年后，王书金的供案更是让聂树斌的母亲和公众坚信，不管这起案件过去多久，不管调查取证有多艰难，聂树斌案必是“错案”，王书金的供认是一大贡献。公众在这起案件上集体倾向了对聂树斌案的同情和对司法审判的质疑。
从1994年案发，到如今时间过去太久，调查取证和罪证指认都有难度，但这不能成为司法公正无法给公众一个交代的借口。聂树斌的母亲对当时事发后警方带来指认的长袖衬衫存有疑虑，受害者家属也曾怀疑聂树斌并非罪犯，聂树斌家属对当年未看到判决书而人却已被执行死刑心怀不平，聂树斌家人十多年来一直上访上诉，检方却因为调查有困难而一直未给答复，这些都是聂树斌案需要解决的疑点。
同样的，在王书金案中，公众可喜的看到，王书金的上诉中供认了在1994年石家庄是西郊的玉米地里自己所做的强奸杀人案，而检方针对受害者身上的衣物和伤害程度、受害人的身高和受害时间等因素即刻排除了王书金的作案可能。
公众在王书金的供认中看到了进步和希望，却在公诉方的否定中再受创伤。然而想来，是公众太感情用事了。
聂树斌含冤被杀已经18年，距“真凶”王书金落网也已经过去8年，尽管公众在持续质疑，但案件调查难度确实存在，聂树斌家属的质疑和王书金的陈述与强奸杀人案的详细特征都有出入。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年调查审判聂树斌案件的相关人员所受到的压力，都影响着聂树斌案件能否重审。
对王书金案件的重审即是一次进步，而聂树斌案是否能得到司法重审，则关乎检法体系的自我审查和救赎。舆论一齐期待着法治能够正视差错勇于自查，而聂树斌案也被戴上了时代大印，此案能翻案重审纠结着公众心中对法治的审判。
文/青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