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政协官员倡议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得到一众同僚的力挺和赞誉，这种现象传递出令人欣慰的信息。与几年前某省部级官员反问“为什麽老百姓不公开财产”的雷人话语相比，至少可以说明，经过舆论与公众持之以恒的呼吁，将财产公示作为反腐利器的改革共识，已经从江湖走向庙堂，逐渐深入人心。

　　现代政治中，任何人出任公职，都必须让渡其作为普通公民的一些权利，包括自己的财产隐私权。官员通过财产申报公示，接受公众对权力的监督，既是国际惯例，也是政治文明的内在诉求。说起来，中国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怀胎”甚早，1988年前即提出立法动议，不经意间20多年翻过，其间虽偶有一些看似轰轰烈烈的地方官员财产公开试点，但最终或是流於形式，或是悄然速朽、人走政息，并未达至公众期待的效果。与之相对应的，却是日益勃兴的公共监督意识，在迟滞拖沓的制度革新现实面前，找不到出口的监督能量不得不以“剑走偏锋”的形式，探寻官场廉洁度的真相。於是，在全民“扒粪”的潮流中，各色“表哥”、“房叔”层出不穷，不可避免地给官员群体形象涂上一抹灰色。

　　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皆因很多地方都以“条件尚未成熟”、“全面推行尚存一定困难”这类论调加以延拓。但当下科技发达，有存款实名制、房屋产权登记制、股票交易实名制、信用支付体系等等制度基础，从技术上讲，个人绝大多数财产是很难隐瞒的。一个案例可以证明，“房叔”拥有21套房产的个人房产信息在网上曝光之後，纪检部门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查到了实情。

　　而以官员思想上准备不足作为拖延改革的理由，更站不住脚、难以服众∶此项改革最大阻力就来自於家庭财产较多、且巨额财产来路不明的官员，凸显这是一场显规则与潜规则的博弈、权力和法律的博弈，绝不能以违背政治文明的制度，作为他们掩盖腐败行径的“遮羞布”，成为了他们与公众利益博弈的一大筹码。

　　更应该看到，并非所有公务员都是财产公示制度的“绊脚石”，像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这样愿意公开“晒家产”的官员其实也不在少数。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11）》指出，在认同财产公开的公职人员里，68.3%的人认为应当向全社会公开。这个并不难理解。在缺乏制度透明化的情况下，公众容易形成一个大而化之的印象，天然地认为官员的消费水准必定与他的收入不相匹配，难免将整个官员群体妖魔化，那些支持公开的官员都有?自证清白、还原廉洁初衷的强烈要求。

　　可以说，目前内地反腐的严峻形势和民众对於官员财产公示的强烈期待，已经让这一制度的建立显得刻不容缓。值得欣喜的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惩治腐败方面做出许多新的姿态，如果能在官员财产申报上迈出实质性步伐，那麽困扰中国前进与发展的腐败问题，就有可能得到有效解决与规整。

　　期待范松青等官员“自晒家产”的积极性，能得到反腐制度的保障和鼓励，期待当局能拿出更多的诚意和决心，让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大胆“起锚”，彰显执政党“立党为民”的政治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