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安倍内阁正式上台仅仅两周，便忙不迭地采取一系列高调外交行动。包括派遣特使赴美，为安倍访问铺路；向韩国新当选总统示好，意图缓和日韩关系；派麻生太郎访问缅甸，给予大量经济支援；安倍同一天内与俄、英、印度、澳、印尼、越等六国首脑通电话；外相岸田文雄定於1月中旬访问菲律宾、新加坡、文莱、澳洲，等等。在中日岛屿领土冲突持续紧张的当下，安倍内阁这些行动的用意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安倍外交两大关键

　　安倍内阁上述系列行动，凸显了日本外交中两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日关系和中日关系。

　　从美日关系看，日本是为了在亚洲寻找更多「志同道合」者，为强化美日同盟奠定更广泛和坚实的基础。不难看出，在上述行动中，日本接触的国家大多数是美国 的军事盟国，或者近年来在美国「亚太再平衡」背景下与美国积极发展军事关系的国家，如印度和越南。其中，日本与韩国改善关系，强化美日韩在东北亚军事同盟关系的愿望显得尤为强烈。安倍不但派额贺福志郎等人为特使向韩国新当选总统朴槿惠送上亲笔信，为表诚意，甚至取消了原定2月22日举行的所谓「竹岛日」纪念活动。这些行动明显是要在安倍访美之前，塑造日本与美亚太诸盟国加强联系的形象，强化日美同盟。

　　从中日关系看，日本意欲构建广泛的夥伴关系，形成对中国的「合围」，在对华外交中占据上风。日本努力拉拢的国家中除了在亚太占据重要地缘政治位置的国家，便是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邻国，其地理分布更是从东北亚直到印度洋，几乎涵盖了中国所有的重要海上和陆上邻国。「对华包围圈」成为日本媒体热烈炒作的词汇。

　　由此，安倍的外交行动集中体现了目前其外交中的两大关键∶强化日美同盟，形成对华合围。

　　「旧瓶老酒」并无新意

　　安倍此次对华态度强硬，「鹰派」色彩尽显，看上去似乎和六年前判若两人。但实际上，正如在其系统论述政见的新作《建设新国家》一文中所说的，「本人┅┅与六年前相比，毫无变化」，安倍的总体外交路线，与第一次组阁时几乎毫无二致。

　　安倍外交的核心内容仍是「价值观外交」。所谓价值观外交，即在「推进外交方面高度重视民主主义、自由、人权、法治和市场经济这些『普遍价值』」，尤其是以此维系美日同盟，并由此衍生出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一直到中东甚至欧洲的「自由繁荣之弧」。其突出特点是凸显意识形态因素，以中国为主要潜在对手和防范对象，在亚太乃至全球布局，确保日本的国际主导地位。安倍外交的两大关键与此相合。

　　如今，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亚太和全球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更加重大。因此，安倍推进「价值观外交」的愿望将比六年前更加迫切。

　　安倍对华态度的前後反差，源自其外交中的务实。安倍外交以务实著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奉行「价值观外交」的同时，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但务实的实质是利益至上，在对华关系中体现为其右倾战略利益和现实经济利益的平衡。

　　安倍外交恐难得偿所愿

　　美日同盟发展恐难符合安倍期待。「价值观外交」并非完全跟美国起舞，强化美日同盟是为实现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和「政治军事大国」的目的服务。但安倍向来力主摆脱由美国主导建立的战後体制，修改美国制定的「和平宪法」，获得「集体自卫权」，甚至在美日同盟中追求与美国的「对等」。这显然与美国利用美日同盟、以最小代价维护在亚太最大利益的政策相左。

　　对华合围恐难顺利推进。随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 影响力不断增强，与世界尤其亚太各国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中日共同利益日渐增多。尽管存在各种现实冲突和摩擦，但合作是主流。右倾和冷战色彩浓重的安倍外交，与这个合作的主流背道而驰。目前看，安倍对华政策思路自相矛盾，恐难奏效。

　　因此，安倍首相需要摒弃外交老路，做到真正的务实。这就须正视世界大势，尊重历史，接受日中关系已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唐奇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