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区政府应全力以赴游说反对派议员支持即将公布的政改法案
文/周八骏
特区政府即将根据《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8月31日决定,公布关于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法案(简称政改法案)。未来两个月争取立法会三分之二或以上大多数议员支持是当务之急。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大体有两种做法,一是笼统地推动支持2017年“袋住先”的民意来向反对派施压,一是向反对派解释即使实施政改法案他们的代表人物有机会参与普选行政长官。两种办法相互配合而各有侧重。所谓“各有侧重”是指,某些团体和公众人士专注于前一种做法而另一些团体和公众人士专注于后一种做法。所谓“相互配合”是指,两种做法即使不是由一个核心组织统一指挥或协调,其努力方向和目标却是一致的。如果这两种做法能够争取若干反对派议员转舦而使政改法案获得通过,那么应全力以赴。问题在于,不仅没有那样的把握,甚至可能事与愿违。
须增强“袋住先”的诱因
支持2017年“袋住先”的民意是笼统的。各类民调的问题设置和统计方法不完全相同,不同时点受访对象的分布不完全一样,所得结果有差异。赞同2017年“袋住先”者的动机和目的不完全相同,有些人所附加的条件——中央承诺2017年后立刻再启动政改“五步曲”并尽快取消功能界别——同反对派诉求没有区别。包含深刻分歧的表面一致,既不稳定也不可靠,反对派不会感受无法抵挡的压力。
民主党前中委黄成智支持2017年“袋住先”的条件同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骅的没有分别,都要求中央承诺2017年后立刻再启动政改“五步曲”并尽快取消功能界别,但是,由他们之中谁来推动所谓“温和民主派”支持2017年“袋住先”的舆论,却是效果会回然。黄成智不是现届立法会议员,反对派议员视其“说风凉话”。汤家骅却是顾虑重重,放不下身段,无法做到立法会未表决就已表态支持“袋住先”。
无论行政会议召集人还是特区政府主责官员,都曾经在不同场合以相同理由来规劝反对派支持政改法案。前者曾当面劝说公民党主席余若薇,即使由1200人的提名委员会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提名委员会的委员们不可能不顾及余若薇的高民望而否决对她的提名。在另一场合,尽管没有反对派政治人物在场,政府主责官员重申,提名委员会委员们不能不顾及民意对行政长官参选人的态度,因为他们还想继续出任提名委员会委员。
“出闸门槛”不可能改变
政改法案所设置的行政长官参选门槛,足以让一位反对派政治代表有成为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机会。所以,这后一种做法较前一种做法效果似乎会好一点。然而,反对派的底线是“确保”而不是“可能让”他们至少一名代表成为行政长官候选人。如果没有其他措施相配合,怎么可能仅凭如此不确定的诱因就争取至少4名反对派议员“转舦”?
到了政改法案公布并进入立法会审议阶段,反对派不会再纠缠“公民提名”,而是要求特区政府向中央争取修改行政长官候选人“出闸门槛”以保证他们有机会问鼎第五任行政长官宝座。他们不会将希望寄託提名委员会。
特区政府和香港广大追求安居乐业的居民应当明白,无论政改法案被立法会通过或否决,香港政治形势都将继续恶化。学联新任秘书长罗冠聪已公然表示,如果政改法案获立法会通过,他们会考虑再次占领或包围政府总部。4月7日《明报》披露,“占中”发起人之一陈健民称,他相信如果有“泛民主派”议员转舦,年轻人会那样做,至于他会否参与甚或主动发起,“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黄成智即使已公开偏离民主党立场而呼吁2017年“袋住先”,但他表示,如果政改法案通过并生效后,提名委员会的选择同民意相背,可以发动民众抗争。换言之,只要行政长官宝座不成为反对派政治阵营的“囊中物”,后者就不会消停。
政制争拗不会立即消停
面对如斯政治局面,特区政府和爱国爱港阵营唯有准确讲解政改法案。必须说明两点:第一,政改法案符合《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核心是确保香港特别行政区合资格选民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爱国爱港、为中央所信任的行政长官;第二,政改法案能否通过固然取决于“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但是,即使后者“集体捆绑”否决政改法案,由《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所指引的香港政制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不可能被改变。
现任行政长官政治前途本来不应与政改法案挂钩。政改法案成功,固然是行政长官和政改咨询专责小组的政绩。如果尽了力而遭反对派否决,行政长官和政改咨询专责小组也应予表扬。然而,由于有人声称政改法案被否决会有利于现任行政长官竞选连任,一个本不应当是问题的问题就产生了。其实,基于错综复杂的政治现实,现任行政长官竞选连任的机率,不会因为政改法案通过而下降,也不会因为政改法案被否决而提高。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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