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临：钟氏民调欲配合反对派投票？

　　文/张道临

　　政府即将向立法会提交政改方案，在这表决的紧要关头，有消息称港大钟庭耀将与部分反对派合作，举行一次“大型民调”，以作为“泛民”投票的依据。选择这种时机进行民调，背后有着何种政治用意，我们暂不去考虑，但从“钟氏民调”过去的往例来看，公众不得不质疑此项民调最终结果的可信度。假如一个民调已经预设了立场与结果，又如何能真正反映民意；而以这种民调结果去作出政治决定，又是否负责任的做法？“真民调”抑或“假民调”，公众其实早已可从过去的种种事实中作出了基本的判断。

　　钟庭耀与“泛民”的密切关系，早已被统计专业界所质疑，但这似乎并无损钟庭耀与“泛民”的紧密合作。上月底，他在与“泛民”会见后称，进行“大型民调”可以为政改提供重要的参考；而去年虽做了“6．22”投票，但当时投票时政府尚未提出具体方案，市民只可就政改大原则投票，经历8．31决定和占领中环行动后，民意可能转向，认为全民投票可充分反映民意，如果投票人数比去年多，参考价值则更大。

　　从以上言论可见，钟庭耀要做的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性民意调查”，而是服务于政治需要的一个有明显指向性的调查。然而，一个民调能否真实、准确地反映总体，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判断：有无合理的研究设计？问题设计是否科学？抽样是否具有代表性？有否实行严格的调查控制？基本数据是否准确？而无疑最后一条尤为关键，因为缺失的数据很容易扭曲人们的观点和思维。但可惜的是，公众似乎无法从钟氏民调中得到正面答案。

　　一、预设立场和观点。提问方式有引导性；钟氏民调一直备受诟病之处即在于此，其所提出的问题，并非绝对的客观与中立，而是往往带有“泛民”语境下的“政治性陈述”性的问题；例如问青少年学生“你是中国人还是香港人”，二者只能择其一，如此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出八、九成香港年轻人“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结论”了。如此例子多不胜数。有这种“劣迹”，钟氏得出的民调结果还能有多大的可信度？

　　二、调查对象有筛选。一个不可能杜绝虚假数据的民意调查或“全民投票调查”，如何能得出准确结果？公众质疑钟氏民调背后的“数据库”到底有多大的代表性。因为，在去年“6．22”投票过程中，舆论早已质疑当中调查数据的可信度。如果钟庭耀不追求数据的准确性，甚至不追究“虚假投票”的出现，那么这样一个所谓的“全民投票”目的何在？是要满足某些人的娱乐心理、抑或是刻意要以此来误导公众？去年“6．22”投票时，钟庭耀突然“变招”，一方面接受网上投票，另一方面又接受以实际的纸张投票。以这种形式进行的“民调”并非不可行，但应当要有严格的“纠错”措施，尽力避免重复投票、虚假投票，甚至是“造假”的情况出现。但公众看到有足够的预防方法？

　　三、分析方法功利。钟氏民调一项是调查特首梁振英的评分，但“50分的合格分”一直被有意的误导。舆论早已提出质疑，钟氏民调的数据分析并不科学，反映情况并不全面，也有误导，作为普通市民很多人信赖大学民调研究，不会深究民调结果是透过那种科学化的方法所得，大家不求甚解，对学府研究照单全收，但钟氏民调最终得出的“不及格”分数，也即49分这个不合格的平均评分值反映特首支持度是低于、还是高于平均数？最终的“官方解读”显然是有利于“泛民”的政治需要，背后是否有“功利”性目的，公众有理由提出质疑。一如有律师质疑的，在操控之下的民意调查，所体现的并非真实的民意，而是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四、选择对反对派有利时机进行敏感话题调查。一项民调问什么、问什么人很重要，而公布的时机更重要。去年初，钟庭耀发布梁振英民望有关的民调。当时一名律师陈庄勤于报章撰写了一篇名为《沉默的螺旋》的文章，当中指出：“港大民意研究计划受‘和平占中’秘书处委托举办‘和平占中商讨系列’，但同时又进行对和平占中的民意调查，那我感觉有问题了。”舆论批评，如果“既拿钱、又做民调”是否符合“客观与中立”的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而刻意选择在一些关键或者政治敏感的日期公布，用意岂不更为明显？

　　着名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言（PaulEkman）在《真实的谎言》（TellingLise）一书中，对“民意调查”被人利用、遭人操纵这一真实情况作了深入的刻画。他说，说谎的方式主要有两种：说假话及不说真话。“如果研究结果不符合赞助商的需求，他只须将资料束之高阁，这种使资料归档消失的曲解法便可左右最后发布的调查结果。……如果结果正如所愿，赞助商便会加上精美包装寄送各媒体，甚至还会附上科学研究人员的大头照。……赞助商有时会藉发布新闻的机会扭曲或夸大研究结果。”

　　钟氏民调是否为了配合“泛民”投票的需要而“做民调”？背后的政治操作，公众不得而知。但至少，往绩与“口碑”，可以给大众评判什么是“真民调”与“假民调”的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