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落实普选的奥妙 应对破裂的部署

　　文|杨坚

　　随着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关于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议案（简称普选议案）的日子愈益迫近，而中央坚守既定立场的信息非常强烈，香港政界开始考虑一种使普选议案得以通过的方案。

　　3月23日，《明报》观点版发表刘进图题为《“8．31普选”可真可假》的文章，称：为使普选得以实现，“北京应考虑进一步解释8．31决定的具体意图和执行方法，让香港市民和泛民议员可以在充分知情下作最后抉择。”他的意见是：“8．31决定也可以产生真普选。举例来说，北京汲取了当年钦点唐英年却出闸脱脚的教训，决定不再押注在单一人选身上，而是鼓励建制阵营通过一套内部竞争机制，产生最具实力的两三名人选，供香港市民选择，而泛民主派提委经广泛咨询后，也决定提名曾获北京任命当重要公职的民主派人士，令中央完全没有理由行使筛选权力，结果所有参选人都被中央视为符合所谓爱国爱港标准，北京不要求启动筛选程序，提名委员会按照选举法例所定指引，参考特区政府委托独立民调机构做的调查，通过让民意支持度最高的3名参选人成为正式候选人，让市民一人一票拣特首。在这样的安排下，相信大多数市民会认为这个选举是真普选。”

　　后台老板吁反对派“顾全大局”

　　刘进图意见的关键是：“泛民主派提委经广泛咨询后，也决定提名曾获北京任命当重要公职的民主派人士，令中央完全没有理由行使筛选权力，结果所有参选人都被中央视为符合所谓爱国爱港标准。”按其标准，本届政府问责局局长和行政会议成员中出身“泛民主派”政治团体或者同后者关系融洽者，可成为行政长官候选人。他称：“北京领导人倘若对此意图清楚说明，并责成特区政府制订相应的选举法例予以实施，相信政改方案的民意支持度会显着上升，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一些泛民议员可能会愿意转变立场，对方案投下赞成票。”

　　这是一个要求反对派顾全大局的建议，也是一个要求特区政府在修订关于行政长官选举的本地法例时敢于有所突破的建议。在今后二三个月，反对派后台老板会按这样的思路做最后努力。若干西方国家之所以近几个月改口支持2017年“袋住先”，奥妙即在于此。果如此，则香港政制发展依然对反对派及其后台老板有利。

　　另一边，3月21日、22日，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礼宾府连续举办两场新春茶话会，邀请数百名可视为本届特区政府管治和施政的基石的各界人士出席。梁振英发表谈话，据媒体披露，在21日谈话中分析了去年“占中”背后的外国势力，点名批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洛和“占中”发起人之一陈健民涉及国家政治制度的谬论，要求香港守好“国门”；在22日谈话中指出当前香港经济发展最大忧虑是香港与内地关系转差，分析今年春节以来内地旅客明显减少的原因是反对派以“反水货客”为名发动一系列针对内地游客的活动，点名批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毛孟静是这一类活动的始作俑者。

　　诚然，梁振英也呼吁出席茶话会的人士支持特区政府争取通过普选议案，但是，综观其全部言论，又是以“私人聚会”形式不接受媒体现场采访，不难看出，是行政长官为普选议案一旦夭折之后的政局做准备。作为现任行政长官，需要巩固管治和施政的基石。有志于竞逐连任，需要打造一支可靠的助选队伍，并就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重大问题发表明确见解。后者依托前者，不违反选举法，是“一举两得”。

　　及早应对政改破裂后的政局

　　坦率地说，刘进图的意见在香港政界其实早已被议论。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能够管住反对派政治团体代表人物，但是，难管住已然“漂白”的出身反对派的公众人物，更是难以约束同反对派政治团体“暗通款曲”或“明送秋波”的隐形反对派人士。问题是，反对派政治团体领袖人物从中青年开始，苦苦打拼和期盼了几十年，而今步入老年，能否顾全“大局”而牺牲“小我”？隐形反对派人士固然希望公开反对派人士能谦让，但是，长期以来前者已然享受远大于后者的政治经济利益，缺乏道德力量说服后者。

　　刘进图可以从以往一直支持“公民提名”、“政党提名”、“三轨制”一类的“真普选”，改口称提名委员会半数以上委员通过的提名方式也可以是“真普选”，他不牺牲什么。无论作为政治评论员抑或媒体高层管理者，改变观点是可以被公众接受的。但是，反对派政治团体领袖不同，一旦改变关于“真普选”的观点，不仅其个人而且其政治团体都将失去相当一部分支持者、选票和议席。

　　于是，若干以个人面目出现的“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将在未来二三个月承受来自各方面、尤其社会舆论愈益沉重的压力。政治是需要妥协的，但妥协必须互利。政治不乏私下交易，但是，关于普选，香港广大选民（居民）有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