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淮：无须揣摩“一国两制”政策变不变

　　文|张定淮

　　香港社会有一个毛病，即只要内地有一点风吹草动，香港社会就会提出“一国两制”会不会“变”的疑问。这种社会心态的确反映出很多问题，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

　　就中央的角度考虑，从实现“一国两制”这样一项重大政策的根本目标——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考虑，香港社会出现的任何不利于这一政策目标实现的顾虑，中央都是希望做出澄清的，正因为如此，中央历代领导人总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厌其烦地重申“一国两制”不会变。“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几乎成为了中央领导人在发表对港政策问题上的“口头禅”，只要没讲到位，香港社会就会议论纷纷。

　　例如，去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阐述了中央对实行“两制”地区的政策，当中提及：“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面准确落实基本法，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大力发展经济、有效改善民生、依法推进民主、维护社会和谐。进一步扩大内地与港澳合作，促进港澳自身竞争力提升。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进程中，香港、澳门一定会实现更好发展。”

　　对于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港澳政策的这种表述，香港社会又有人起了疑心：“为什么李克强的《报告》只提及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面准确落实基本法，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表述不再提及，“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物流中心”等内容也不再强调？这是否意味着中央对港的支持力度会减弱？甚至会否令香港被“边缘化”。但相关“港人治港”字眼，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一次出现，又有一些人就此作出类似议论。

　　对于香港社会中的这种“疑问”心态，从政治上观察，是香港社会中仍有部分人对“一国两制”缺乏透彻的理解，对中央缺乏起码的信任，更担心过去一年中香港社会所发生的那场政治“风雨”引发某种后果；从国家发展的大战略上讲，这些疑问的出现反映出香港社会中有一部分人缺乏对国家主体发展大战略的起码了解。

　　在笔者看来，“一国两制”已经不存在“变”与“不变”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观察应当建基于三个方面的观察上：

　　其一是“一国两制”早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确定下来。国策是可以随意做出改变的吗？为了强调“一国两制”的重要性、长期性和不可随意更改性，国家历代领导人都反覆强调“一国两制”是一项基本国策。这种情况表明，“一国两制”具有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双重保障。

　　其二是25年前，当《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诞生，“一国两制”就从一种政治承诺转变成了一种制度安排。政治承诺是可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制度安排在基本法的条文没有做出任何变化的情况下，是一定保持不变的。

　　其三是“一国两制”的实施使中国的国家结构出现了一些变化，而这种国家结构的变化又反过来巩固了“一国两制”作为基本国策的地位。“一国两制”政策实施后，在中国的国家结构中出现了“国家整体”“国家主体”和“国家部分”的概念。对此，西方学者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并对中国实施“一国两制”后的国家结构特徵做出了如下描述：“中国是一个具有某种联邦制特徵的单一制国家”。对于这个定义的精确性和准确性虽然学界尚存争议，但“一国两制”所带来的变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由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提醒香港社会：没有必要再揣摩“一国两制”的“变”与“不变”的问题了。如果说香港社会在过去的一年中围绕政改问题出现了“杂音”，那是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理解得不够全面而准确的结果。至于香港社会发出的是否会“边缘化”的担忧，请香港市民了解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并认真体会中央提出的“一国两制”的目标是什么。

　　（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深圳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