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卫香港运动设“谴责罢课占中、彻查黑金祸港”签名街站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颁布以后,社会各界反应不一,少数人士反应激烈。普选框架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为香港社会稳步发展制定出的最合适的方案,同时具有法律效力。但反对派一直不死心,行为激进。“占中”尚未平息,反对派又开始把学生推向前台,怂恿大学生、中小学生发起罢课。罢课的行为根本不可能动摇人大的决定,罢课的诉求也是荒谬、不符实情的,社会各界人士都明白这一点。学生参加罢课的恶劣结果也是大众关注的焦点。罢课损害学生本身,影响他们的健康、学业、前途甚至一生。近日各界人士纷纷发声,为学生鸣不平。教育局局长吴克俭表示,极之反对中学生任何形式的罢课。前教统局局长李国章称,无论占领中环或罢课都不可能改变中央决定,罢课只会伤害学生本身。
反对派有双重标准
自从“反国教”开始,政治势力介入中学校园,近年则是“占中”活动。两年前“反国教”风波,反对派登报点名推行国教的学校,跟踪教师,成立“监察小组”鼓吹通报有开办国教科的学校,并围堵学校,对学校校长“喊话”,行为激进并且嚣张,简直是黑社会的手法。而近期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针对学生罢课设立专线,收集煽动学生罢课或“占中”的情况,为学生提供咨询和帮助,其中并无搜集学生资料,也没有打算公开或者向校方转介学生资料,却被反对派歪曲为“收集及公布学生名单资料”,攻击为“白色恐怖”。针对该问题,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在回应媒体时表示:“自己做就天公地道,别人做就大逆不道,这是双重标准,对人不公道。”反对派的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且可耻的。
“占中”发起人戴耀廷有三名子女,没有发表过任何“占中”言论,亦没有参与“占中”活动。他们推别人的子女出去当炮灰,自己的子女却保护起来,不是双重标准,不是自私自利又是什么呢?社会各界对于政改一直有不同声音是可以理解的。不同立场、不同政见的人士出于自愿,表达自己的立场,港人的言论自由受到法律保障。但把学生摆上台面又是另外一回事,为什么自己的子女不参与,反而鼓吹教唆别人的子女参与?连学业繁重的中学生,甚至连小学生都不放过。
学生本来就需要付出绝大部分时间在学业上,这对以后的升学和前途大有影响。同时学校对于课程的安排制定了严格的时间表,学习是遵循循序渐进原则的,错过了几天的课程,需要花更多时间去弥补。时间一久,很有可能跟不上。学生面临升学考试,社会竞争越来越大,一旦走上罢课这样的不归路,要回头补救简直是天方夜谭。
“洗脑式”宣传不负责任
反对派声称罢课不等于罢学,也是“洗脑式”的说法。学生汲取知识,主要通过课堂,通过教师面对面的直接教授。学生在学校提供的平和开放的环境下,在教师的引导下,对学术观点、社会时事各抒己见。而教师在授业解惑的过程中,也须提供多元开放的观点,提供正反论据,不能“一刀切”“一面倒”。学生一旦离开课堂,难以有效学习。“罢课不罢学”这种说法是不可取,更不可信的。一味听信反对派宣传的“罢课不罢学”“罢课不犯法”这些错误的言论,只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关心学生学习的家长,应保护学生,回到课业上来,不要再受反对派言论荼毒,并尽早防止行为进一步激化。
人大决定颁布后,反对派利用“占中”威胁政府妥协的战略失败,心有不甘,于是将矛头对准学生。从当年的“反国教”到现在的罢课,鼓动的人士是同一群人:学联、学民思潮、教协等,而这些人也是“占中”行动的中坚力量。教协积极配合大学生罢课,同时向全港大专及中小学,甚至幼稚园,派发黄丝带、贴纸和襟章。反对派一直以来的行为模式,就是通过不断鼓动社会上一部分人,製造某种民意表象,作为筹码与政府对峙和谈判。之前的“占中”,是针对全港市民,反对派通过一系列操纵舆论的行为,试图唆使市民参与大规模的反对行动。
防止学生被操纵
人大决定出炉后,民意调查显示,支持的市民占绝大多数,反对派开始大乱阵脚。某议员甚至发狂言:“即使支持人大决定的市民占七八成,我们也要反对。”反对派目前的行为,是穷途末路、走投无路之举。所以才把主意打在学生身上。正如某区家教联会主席所说:“年轻人不怕死,也没有想得长远,不了解后果有多严重,所以才希望学校多和学生沟通。”学生应受到社会的保护,社会应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确保他们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而反对派的行为恰恰就是剥夺了他们的权利,毁坏他们的前途。
罢课不可能不罢学,学生以自己的人身安全、学业、前途为代价,无法为政改和普选做出贡献,只能成为反对派煽动群众,搞乱社会的政治牺牲品。学校、教师、家长及真正关心学生的人士,应主动为学生提供帮助,提供足够的咨询,防止学生被洗脑,被操纵。学生还是要回到课堂,社会终究要回到理性商讨上来,有商有量,才能推动政改,实现普选。(张学修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
大公社评:
饶戈平善意相劝 罢课必步向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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