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必须指出的是，受外国势力操控的“假公投”不可能成为可以与中央谈判的“筹码”
不妨将话说得再明白一点，无论这次“虚拟投票”人数有多少，也不论“佔中”能製造出多少“民意幻象”，也不可能将“公民提名”列入政改其中。而反对派及其幕后境外势力越是如此，也必将受到中央政府的强力反击。
环顾世界，大概再没有像“佔中公投”如此儿戏兼且虚伪的“公投”行动；而不论是50万、70万还是100万，这也改变不了此次“佔中公投”的非法、无效的本质。而如果美国当局、反对派“四人帮”、“佔中”发起人、反对派各政党以为可以凭藉这些“虚拟”的票数去达到威逼中央政府、以夺取香港的管治权，那么他们将重蹈2003年以来的覆辙。在原则问题上，尤其是在关系到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面前、在包括香港市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利益面前，要想中央放弃原则作出让步，将是白日做梦。
非法无效本质无法改变
不妨将话说得再明白一点，无论这次“虚拟投票”人数有多少，也不论“佔中”能製造出多少“民意幻象”，也不可能将“公民提名”列入政改其中。而反对派及其幕后境外势力越是如此，也必将受到中央政府的强力反击。
任何一个政府必须尊重民意，然而，尊重民意并不直接等同“尊重‘佔中’民意”；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如果凡事以“少数人之恶”去作为施政依归，将无异于一个“民粹”政府，这是一个起码的政治常识。以金融风暴中的希腊为例，发生危机之前全民要求提高福利，最终政客为了满足选民以及获得选票，大幅借债去发福利，最终直接将国家推入破产，至今仍无法走出困境。有学者形容，希腊政府的例子，是民粹与民粹政客高度契合的典型。而眼下的香港与希腊不同的是，政客鼓动民粹、利用民粹主义去达到政治目的。
特区政府固然必须聆听民意，也需要在施政当中体现民众诉求，然而，民意也有所谓的“真”、“假”之分，民意更是极其容易製造出来的一个政治假象。事实上，反对派的政治主张难道还有人不知道吗？他们主张“公投”、主张“佔中”、主张“公民提名”，这些早已传播了无数次。而此次他们是意图利用支持者去为自己赚取政治筹码，而这个筹码是用来对抗中央政府、撕裂香港社会。
必须指出的是，“假公投”不可能成为可以与中央谈判的“筹码”。换位思考，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如果此次承认并接受“假公投”的结果，又会为将来带来多大的恶果？反对派这次可以假“公投”之名去争“公民提名”，谁又知道下次会不会假“公投”之名去要求更多中央所无法接受之事？换一句话说，如果中央此次受“假公投”结果胁迫，又如何能体现白皮书中所多番强调的权力与原则？两者岂不是自相矛盾？中央公布白皮书，其实可以视作一个政治表态，这就是：任何违反“一国两制”原则立场之事中央都不会作出任何让步。
同样，“票数多”也不直接等同代表全香港民意。退一步来说，就算此次100万张电子投票全都是真实无误的、没有重复虚假资料，那也只是反映了反对派阵营一直以来的政治主张，根本不代表七百万香港市民的整体民意。别忘了，香港有三百万选民，反对派倾其所有，也只能发动“六四比例”中的百分之五十五的支持，剩下还有百分之四十五，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不可能漠视另一半的民意诉求。
“佔中投票”本质并不具备任何法定意义，更勿论此次是以“电子投票”方式去进行，当中存在太多的造假“猫腻”，因此，不论最终製造出来的“公投票数”是多少，也不可能改变它的本质，妄想这种虚假的结果被接受无异于痴人说梦。
中央反“佔中”立场坚定不移
在特区政府与反对“佔中”问题上，中央政府的立场与态度早已多次阐明，根本不存在妥协的空间。今年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李源潮严厉批评“佔中”违反基本法，“是抛弃基本法另搞一套”。他还指出，“佔中”影响香港繁荣稳定，“还做不做生意？香港最大的生意是在中环吧，你把中环佔领了，香港还做不做生意？”；最后一点，“佔中”阻碍普选，“结果是什么？佔中能佔出一个好的普选吗？如果把普选佔没了，或者佔迟了，很有机会影响2017年没有普选”。
而在此次“假公投”问题上，港澳办与中联办均发出了强而有力的声明，指出“佔中公投”的非法无效本质。例如，港澳办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我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无权自行创制“公投”制度或发起所谓“公投”活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任何形式的所谓“公投”均没有宪制性法律依据，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香港某些人为一己私利，非法策动所谓“全民投票”，是为其发动非法的“佔领中环”活动造势，这种行径是对香港广大市民实现行政长官普选愿望的漠视和阻挠，也是对香港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这场政治闹剧绝不会干扰和动摇中央政府依法推进香港民主的诚意和决心。
政改必须依法推进，政客妄图以“虚拟民意”去要挟中央政府必将自寻败果，这种极不负责任的政客做法，更是对香港市民利益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