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中国在很多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比如，有关部门最近下令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在核心业务方面，尽量规避国外公司的产品，以免国家的一些机密数据泄露出去，然而据说这项命令遭到了金融部门的软抵制——它们不是愿采用国外公司的产品，而是本土产品未能达到国外某些同类产品的性能。与此同时，总书记习近平在日前召开的中国两院院士大会上呼吁，中国需要“创新、创新、再创新！”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科技人才队伍，仅两院院士，就有近两千人，如果这支队伍有很强创新能力的话，用几十年的时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科技强国了。可现在，中国面临着创新型科技人才结构性不足矛盾突出，世界级科技大师缺乏，领军人才、尖子人才不足，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同生产和创新实践脱节等诸多问题。
人力资源大国成不了自主创新大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处不在的行政化阻碍了创新。当行政官员掌握着科研课题和资源，决定着科技人才的升迁和利益；当院士不只是一种学术荣誉，还是一种待遇和学术霸权时，谁愿意潜心去搞创新？科技界人士之所以争评院士，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一旦评上院士，各种学术和非学术的资源和利益滚滚而来，故而，中国每次的院士增选，都是一场公关大战，以致连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都想通过利益输送的方式，为自己披上一件院士的外衣。
要改革中国的科技体制，核心是去行政化。去行政化可以从院士制度开始，减少行政力量对院士选举管理的干预和介入，剥离院士的过多功利。院士制度的行政化集中体现在遴选过程中。按照目前的院士章程，部委、地方、企业、军队，都能够推荐院士人选，且他们推荐的候选人占了相当比例，掺杂了太多的行政意志。
好在对社会改革院士制度的呼吁，今次两院院士大会算是有所回应，迈出了一小步，两院已对各自章程进行“大修”，取消了原来部门、地方和军队等的推荐和遴选提名，实行院士提名和学术团体推荐两种途径，并增加全院院士终选投票环节，实行院士“劝退制”，将影响群体声誉的院士清除出院士队伍等，这些措施，意图去行政化、去利益化，使院士称号回归荣誉性和学术性，但能否取得实效，目前来看，还要更细化的措施，不宜乐观。
中国的问题其实症结都非常清楚，医治的方式也有，关键是能否放弃既得利益，切实落实已有部署。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困难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