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是期待勇敢者的，也是不希望那个女人死去的，因为她不仅仅是我们每个人能够感同身受的不幸的承担者，而且是民族以往历史命运的缩影。试想，如果当时只有主犯一个人作案，而没有旁边的共犯五名，是不是就有一些人能够挺身而出呢？也许有。也许其余五名共犯没有很多杀伤力，但是他们毫无顾忌的残忍态度和毫不犹豫的团结一致，也的确造成了他人不敢轻举妄动的被动态势。这就是受过思想训练的人和一般人的差别。但假如群众也同样是有组织的，是有反制的斗争意识和训练实践的，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吓住。如果不被吓住，其实犯罪团伙的力量也是很轻易能够被制服的——不费一枪一弹。因为说到底，也只有一个主犯需要真的花一些力气去对付。我想，这也是对“中国人”的埋怨在某些人心中翻覆的一点原因。而这和想不通小小的日本岛国竟然能够横扫整个亚洲大陆，是一样的道理。
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社会，诞生勇敢者的土壤，越来越稀薄了？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商业社会的必然性。在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是原子式的经济联系，是无根的存在，对彼此都是过客式的汇聚与交往，呈现完全陌生化的情境。血气当然是勇敢的先决条件，但血气不等于勇敢的实现，特别是在需要实现的时候的实现。如果勇敢这种品质在军人警察身上是体现得最好的，那么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团体是如何培养勇敢的品质的。
这首先是一个“熟人社会”而绝非陌生化社会，大家彼此同吃同住同劳动，因而形成了在地性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之中存在对于勇敢的特别重视和嘉奖，有它的训练和鼓励机制。老人带新人，把好的品质塑造起来并传承下去，它有一个过程。勇敢不仅事关个人的荣誉，更关乎友谊、生死和集体。这无疑是一个和如今的时代特征极不吻合的团体的生态。然而是在这样一个生态环境之中，才有勇敢可言。是因为把这种集体的荣誉感和熟人的感情推而广之，才有国家的安全。同样，那些能够诞育勇敢者的社会土壤，也一定是勇敢者本人能够把对熟人的义务、责任推而广之的结果。当他见义勇为时，他必然是把陌生人当作了他本人、他本人所属共同体的延伸与部分。
当我们看到主犯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并表示根本不害怕法律时，我们不必被他的说辞迷惑。他害怕法律！因为他很清楚法律对他不利，而邪教为他的恶行提供了庇护的心理暗示，甚至为他作恶提供了依据，他感到在邪教里有利可图。归根结底，他的所作所为，他的胆识训练，都是为了私利！而真正勇敢的人，却如同军人、警察那样，是为了人民牺牲、付出与坚守，是出于正义而勇敢。
勇敢是一个追求德性的社会的选择，而不是一个追求私利的社会的选择。勇敢是和智慧、仁义并列为儒家君子人格的卓越德性之一。它不是平凡之物。当我们谴责“中国人”时，说明我们的民族并未失去对高贵人格的追求，并未丧失对德性的理想。但是，如何追寻德性，如何培养民族的德性，才是有为者应当深思的！
勇敢，不会从天而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