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南
卢子健在明报发表了“激进政治面面观”的文章，得出结论说：“没有民主的制度是激进势力温床”，“第一，一个没有民主的制度是激进势力成长的温床。第二，建制内也有激进势力。他们与激进泛民虽然是处于政治光谱的两端，但有虓L妙的共生关系。第三，香港政治不能不考量中国因素。近年社会上大幅增长对内地文化及中共政府的抗拒情绪，延伸到政治就是抗衡北京的政治力量得到更多支持。”他认为民主党今后的出路的结论是，“温和泛民是否应该与激进泛民割蓆，只是皮相问题”。“更重要的问题反而是如何在未有全面普选之前扩大民众在建制内的活动空间、如何可以削弱建制派内激进势力的影响力，以及如何回应不断冒升的本土主义挑战。”
爱国就是激进观点荒谬
爱国爱港的力量在卢子健的心目中，是一种激进的力量，民主党实在不必和激进派割蓆，主要的精力，主要的斗争方向，是削弱爱国爱港的力量，要追随本土主义。这一套理论，和台湾的民进党已经殊途同归了。
卢子健认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是不对的，是非常有害的，这是激进的力量。香港人不应该爱国，更不应该支持爱国爱港人士出任行政长官，应该支持本土主义，进入建制，扩大活动空间，这就是最中间持平的力量。卢子健的观点，香港出现激进派，挑战基本法，挑战“一国两制”，完全是“一个没有民主的制度是激进势力成长的温床”，是歷史的必然。这种说法经不起歷史的检验，为什么在1997年前，英国人的统治根本就没有民主的制度，香港人不可以产生自己的政府，英国总督掌握了行政、立法、军事大权，香港的宪法制度是“英王制诰”“王室训令”，那个时候，民主派根本就没有举行过任何反英国不民主制度的行动，反而配合英国人在撤退之前，大搞还政于民，而不是还政于中。根本没有要进行鼓动“公民提名香港行政长官”，更加没有提出要对抗英国政府，实行佔领中环，瘫痪香港的经济。所以，卢子健的观点，只适用于一个前提，所谓不民主制度，完全就是为了反中。
卢子健不顾事实，否认香港在1997年之后，实现了民主循序渐进，迈向了一人一票选举行政长官。卢子健关于爱国爱港的建制派就是激进派的观点，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任何国家，都要求从政者爱护自己的祖国，对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的利益承担宪法制度责任，这是天公地道的。也是起码的政治品格和从政的操守，从来没有政治人物说，爱国就是激进派。
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曾经在回忆录中公开鼓吹香港应该尽快建立一个自决或走向独立的制度，好像新加坡所走过的道路那样，所以，根据基本法中央政府要求进行授权爱国者为主体治理香港。
为什么爱国爱港力量就变成了偏激和的激进？为什么要削弱爱国爱港力量对于建制的影响？这样正正说明了，卢子健的观点和戴卓尔夫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英国人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任务，卢子健认为应该尽快完成。
卢子健“近年社会上大幅增长对内地文化及中共政府的抗拒情绪，延伸到政治就是抗衡北京的政治力量得到更多支持”的观点，其实是对反对派里面的激进派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对反对中国、去中国化、挑拨离间香港和内地关系的欣赏和肯定。“强烈的本土主义者是激进泛民的生力军，他们在年轻人当中有相当的支持。”
“温和泛民多数都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在目前的大局里，他们的处境就更加被动了。”言下之意，民主党不必走温和派的路线，激进派的产生是必然的，是大势所趋的，还是走激进路线好了。卢子健这种说法，漠视了英美各种势力在香港的活动，漠视了美国不断在全世界输出颜色革命的国际背景，也漠视了如果排斥和抹黑和内地的经济合作，给香港人的繁荣稳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香港需要的是尊重“一国两制”，尊重基本法的温和派，作为一种中间力量。中间的政治的光谱最为广阔，票源最多。
温和民主派须作明智抉择
至于反中，是否行得通的问题，民主党的创党主席李柱铭曾在1989年作过这样的判断：“共产党政权的寿命，不会超过六个月。”事实上，中国越来越强大，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的经济实体，中国的政治影响遍及了五大洲。反中并不符合歷史潮流，反对爱国爱港者作为主体出任行政长官，也不符合香港的实际和对歷史发展的判断。在香港参政，挑战基本法，就很难进入建制。反中就更加难以和北京建立一种和谐的建设关系，更加难以进入建制。
卢子健的逻辑是互相矛盾的。他既要民主党进入建制，又要民主党反中，炒作歧视内地游客的文化现象，这一种路线的执行，比骆驼穿针还要难。
民主党的上层要高瞻远瞩，不要看一时一事，要看长远的发展趋向，判断捆绑和摆脱捆绑的利弊，作出明智的抉择。有了抉择，就有了办法，就会有更好的出路。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