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3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表示，普选必须以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为依据，行政长官候选人要符合爱国爱港标准，这是中央为香港普选划出的底线 中新社
立法会议员 钟树根
香港要在2017年落实普选以后争取更开放的普选模式，首务是要让中央政府有信心和感到放心；这方面除了履行特区的责任，尽快促成23条立法外，我们还有什么方法呢？这是本港社会及政府应该着手研究的课题。
2017年普选咨询已进行了3个多月，惟反对派与中央政府的分歧似乎没有缩小的迹象。按照这样的情况下去，要就2017普选达成共识十分艰巨，但原地踏步对双方都没有好处。事实上，中央政府一直坚持只有提名委员会可作出机构提名的“高门槛”原则，一方面是出于基本法第45条的规定，另一方面则是源于中央政府不信任部分反对派人士，担心这批人一旦当选，将对香港利益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故对实施“低门槛”普选存有戒心。若反对派真心希望香港能够实现更开放的普选制度，他们或许必须先接纳以下两件事：一是返回爱国爱港的正途，二是争取中央政府对香港感到放心。
外国势力操控“泛民”阵营
中央对本港部分反对派人士不放心，由来已久，这是源于他们至今仍然坚持要推翻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模式，甚至不惜勾结外国势力以图达至此一目标。部分本港民主派以“结束一党专政”为口号，这与中央对抗的意识就彰彰明甚；其后一些打?所谓“民主派”的反动政党，其领导层更频频访问英美等国，与其总统、官员、情报部门负责人见面，寻求他们认同以外，更公开要求美国向中国实施制裁，这是不折不扣的勾结外国势力以图巅覆中央政府的行为，难怪中央政府不得不加以警惕。
时至今天，反对派政党、团体和操弄民意的民调机器，继续接受西方援助，例如由美国国会直接拨款营运的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及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NDI）等，就向本港的反对派提供过不少资金，协助他们举办一些反华、反中央、反特区政府的活动、研究和“伪科学”民调；“佔中”行动策划者更安排“台独”教父来港充当顾问，其用意何在，已是“司马昭之心”。所以，中央对香港实施全面普选存有戒心，障碍正在于反对派自己的言行，而非中央刻意阻挠。
维护国家安全乃第一要务
环顾世界各国，甚至一些民主的西方国家，维护国家安全都是首要任务，有需要的时候，国家安全考量甚至可以凌驾于人权与法律之上。例如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和中央情报局，其运作一直保持隐密，不用受国会监管；早前叛国出走俄罗斯的前中情局僱员斯诺登，更大爆了不少美国国内情报机关的非法和侵害人权的行为，反映出美国这个自诩民主的国家伪善的一面。这些事例带出的另一个不可忽略的现实是，任何国家都会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在重要位置。
香港早在港英年代，殖民地政府已经在警队内设有“政治部”，专门监控一些本港异见分子或亲中人士，目的就是要保障英国在港的统治和利益；回归后，中央由于信任香港，所以除了象徵式驻军外，不在港设立任何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也不执行全国性的国安法律；只是依据基本法第23条，罕有地赋予特区政府权力，要求特区应自行立法保护国家安全。可惜本港2003年时就23条进行立法未能成功，而香港往后的政治发展亦日益激进，反政府、反中央的言论越来越多，“井水犯河水”的情况更形猖獗。例如有组织公然鼓吹“自治”甚至“港独”；有团体在闹市公开“驱蝗”和反华；有人力挺“藏独”和“台独”等分裂国家主张；组织“香港人优先”的成员更闯入解放军营高举港英龙狮旗，严重挑衅驻军。
这些极端和激进的行为逼使中央政府不得不警惕香港内部危害国家安全的可能性，而在23条立法未竟之际，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是对国家安全的一大挑战，因为在行政主导下的香港，行政长官是特区的最高领导人，拥有极大权力，故中央不得不谨慎行事。而採取高门槛的提名方式，加上强调爱国爱港人士才有资格当选，实为当今情势下“不得已”的维护国家安全策略。
确保港不会成颠覆桥头堡
本港2017年可以普选特首是人大常委会决议的庄严承诺，与23条是否已经立法没有连带关系；只要香港社会能够达成共识，立法会2/3议员通过，普选就能水到渠成。但若港人希望中央能进一步给予香港更多民主、更“低门槛”的普选制度，则港人首要让中央政府感到放心：香港不会选出一个勾结外国、危害国家安全的“反中”特首，香港不会成为外国利用以作为巅覆中央政府的桥头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