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蔡元培当时并没有收到这封信。苏雪林这封信是托人转交的，但转交人觉得内容欠妥，建议她慎重考虑。苏雪林对此很不满，这时恰好武汉《奔涛》半月刊来约稿，她就把这封信拿了出来。对方很快付梓，此时距离鲁迅去世大约一个月，该信一发表，立刻激起了公愤，苏雪林也成了众矢之的。她自己说， “骂我的漫画、诗歌、杂俎，无所不有”， “凡有报纸者，对我必有骂声”，甚至还有恐吓信。
先前表示鲁迅的创作“很合我理想的标准”，现在却变成了“其文笔尖酸刻毒，无与伦比”。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转弯之急，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被苏雪林骂过的作家不独是鲁迅，她还曾咒骂创造社时期的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卑污”、“阴贼”、“刻薄”、“流氓”、“衣冠败类”、“奸恶小人”等等。
苏雪林写了《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的第二天，她又写了《理水和出关》，对鲁迅进行冷嘲热讽。又过了四天，即11月18日，她写了《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发表于1937年《奔涛》创刊号)。苏雪林在该文的《自跋》中写道：“以鲁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传不会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学传，像这类小人确也不容易寻出”。
从1936年秋末至1937年春，苏雪林连续写了多篇文章《说妒》、《富贵神仙》、《论偶像》、《论诬蔑》、《论是非》、《过去文坛病态的检讨》、《对(武汉日报)副刊的建议》、《论鲁迅的杂感文》等，无论从内容及语言上看都十分激烈，对鲁迅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
1949年，苏雪林到台湾后，国共两党处于敌对状态，为讨好国民党当局，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自然更是变本加厉了。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不停地撰文，继续她的“‘反鲁‘事业”，写了《对战斗文艺的我见》、《琵琶鲍鱼之成神者--鲁迅》、《新文坛四十年》等。
1966年11月，正值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台湾《传记文学》刊出她的一篇两万七千字的长文《鲁迅传论》(后收入《我论鲁迅》一书)，大骂鲁迅。鲁迅对贫困青年作家肖军、肖红、叶紫等的经济援助，也被其骂为小恩小惠，笼络人心。苏雪林刻薄之极，无出其右的骂鲁言论，正迎合了蒋介石当时的政治需要。
苏雪林的这篇长文从鲁迅的家世说起，其语轻蔑而简约。她说到鲁迅自二十九岁从日本“束装返国”后，先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后在绍兴中学堂当教务长，之后又出走，想到一家书店当编译员，结果被拒。苏雪林由此判断：“鲁迅读书老是读一个时期便换学校，当教员也爱跳槽，想必是欢喜同学校当局摩擦，或与同事闹脾气，亦可见他与人相处之难。”
在苏雪林眼中，鲁迅还是一个喜欢别人对他吹捧的人。她说：“人家奉献给他的头衔不可胜数：‘东方的尼采’、‘中国的罗曼·罗兰’、‘中国的萧伯纳’、‘中国的高尔基’，喊得洋洋乎其盈耳，鲁迅听了并非不笑，不过不是听人颂扬他敌人的耻笑，而是点头得意含着嘉许的微笑。我以为世上癖好阿谀的人，鲁迅可算第一”。
1967年，苏雪林将自己“反鲁”的大部分文章结集出版《我论鲁迅》(爱眉出版社)。该书出版时，苏雪林称“半生的‘反鲁’事业，……以后我不高兴再理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