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香港与其将宝贵时间耗费于政制争拗，不如切实解决与内地经济融合进程中不可避免发生的问题，形成关于“一国两制”下香港不再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香港居民与十三亿同胞一起当家作主的新“政治说法”。也只有这样，才能产生领导香港特区的合格政治领袖。
凡是正视香港政治现实而又认真思考者都会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一国两制”处于十字路口。2月19日，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王于渐在《信报》A18发表《透视小众专制下的社政困局》就表达了类似观点。有分歧的是，关于“一国两制”是在怎样意义或内容上正处于十字路口。
民主化必会触动旧制度
王于渐教授认为：香港在“九七”前之所以能够创造“东方明珠”的奇迹是因为有一个为香港人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政治说法”─“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他的原文如下：“英国殖民统治期间，香港社会所接受的政治说法只能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形容，总结了本地政治生态的希望与局限。既然缺乏为大我共同奋斗的目标，本地人于是专心致志，循非政治途径为个人以至所属社区利益努力。本地社会的集体利益因而或多或少是个体化，亦即个人及家庭利益。”“从此一说法出发，香港可说成就非凡。个人努力造就了活力充沛的社区、力争上游的社会、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以及举世钦羡的公民权利，唯独欠缺政治自由而已。”
香港“九七”前的非凡成就是否因为香港人接受“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这一共同命运？这是一个具争议的问题，本文不予讨论。我感兴趣的是，王教授指出，“九七”后香港人对于“一国两制”缺乏共同接受的“政治说法”。他的原文是：“‘一国两制’究竟可带来什么政治说法？五十年后是否会再有‘五十年不变’和那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抑或另有其他说法？”
这是一个关于“一国两制”的总观点，准确地说是一个关于“一国两制”的基本疑问，即：2047年后香港将是怎样的前途和命运？在相当一部分香港居民、尤其知识分子中，香港回归不久就产生这样的疑问，颇深刻。
然而，这样的疑问本身就包含了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希望2047年后香港沿续“五十年不变”，继续保持“九七”前那“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所造就和留传的种种；但是，另一方面，欲引进西方民主制度以弥补“九七”前“唯独欠缺政治自由”的遗憾，却不明白抑或故意忽略：一旦香港“九七”前的政治制度被民主化而实现普选，那么，“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所造就和留传的就不可能不被触动甚而改变。
两地经济一体化不可挡
王于渐教授这篇文章前面一部分是大段引述Hans O. Staub的《小众专制》（The Tyranny of Minorities）一文，称：“Staub指出为了避免政治上出现小众团体各据山头的分裂局面，社会上必须具体两大条件。第一，必须有共同的政治说法，至少必须具备为大多数个人以及小众团体所认同的共同政治说法，振奋人心。”“第二，社会上须有足以取信于民及指挥若定的政治领袖，以确保个人不会萌生躲进小众团体的避难心态。”证之今日香港政治，不能不承认颇为中肯，然而，不正是香港政制民主化给“五十年不变”带来严重考验和强力挑战？
“一国两制”的基石和核心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国家主体关系。指望香港政治民主化移植西方政制而力保“九七”前留下的其他种种不变，是希望在香港与内地之间建立一道屏障。这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不仅香港内部政治民主化势必冲击“九七”前造就和留传的种种，而且，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是不可阻挡和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
王于渐教授在文章中指出，“一国两制”带来的“其中一个说法是与内地经济互惠融合这一方面”，他质疑：“假若只是一方得益又如何？又或有些人甚至会觉得社会上某些人获利特别多？还在榨取他们的资源。这些感觉都足以令人对与内地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产生抗拒感。”“经济说法并未能全面顾及‘一国’所涉及的范畴，在现今香港社会‘一国’代表什么？‘祖国’又是什么？……凡此种种，都是难以解答的问题，若无法解答，则香港并无政治说法可言。”
王于渐教授还指出：“至于社会方面，近二十多年来本地婚姻有超过四成属跨境婚姻，可见在个人自由选择方面，香港和内地社会融合步伐急速，毋须靠‘一国两制’中的任何政治说法促成。不过，如此重大变化实已反映政治说法来得太迟。”
认真探索形成新“政治说法”
王于渐教授是香港著名经济学家，一位智者，他对“一国两制”实践和观念提出疑问，反映“一国两制”没有成功先例，确实十分复杂而艰难。亦正因此，“一国两制”必须与时俱进，即：必须认真刻苦地探索，不断解决实际问题，不断丰富理性认识。
当前，香港与其将宝贵时间耗费于政制争拗，不如切实解决与内地经济融合进程中不可避免发生的问题，形成关于“一国两制”下香港不再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香港居民与十三亿同胞一起当家作主的新“政治说法”。也只有这样，才能产生领导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合格的政治领袖。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