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在于它创造性地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问题
审视党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可以看出，邓小平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目标和路径问题的探索，实际上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反复追问开始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什么是社会主义涉及的是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目标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涉及的是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路径问题；另一方面，不破除苏联模式和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在这两大问题的错误认识，就无法在推进我国现代化的实践上迈开步子。邓小平理论开创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目标和路径问题。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长期以来，我们沿用苏联模式对社会主义所作的结构式的片面理解，即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纯而又纯的国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邓小平理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摒弃把那些并不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来固守的错误认识，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种从功能上理解社会主义的崭新思路，为丈量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尺度，清晰地揭示了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方向，为探索推进现代化的新路径打开了思维空间。
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邓小平理论立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生产力极度落后的实际，强调社会主义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物质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我国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以此为依据，对我国基本国情作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际上开辟了我们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径。
正如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在于它立足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的生存型阶段提出并解决问题
恩格斯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到达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站在时代高度重新审视改革开放初期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充分评价其对于走出苏联模式藩篱、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增长之路。这是因为：
这顺应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发展阶段的要求。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处于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的生存型阶段。由这个阶段的特点所决定，人民群众的需求目标是解决温饱，需求内容是增加物质财富总量，把“蛋糕”做大，相应地，满足这种需求的途径就一定是以注重量的增加为特点的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