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改咨询第一阶段将结束时，反对派阵营提出“各退一步”的普选行政长官方案，这其实只是调和反对派在普选行政长官方案上的矛盾，改变反对派势力争取“入闸”竞逐行政长官的形式；其实质是要中央和爱国爱港阵营在重大原则上后退。
从2013年12月4日开始，至2014年春节，两个月时间，特区政府关于2017年行政长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公众咨询（简称政改咨询）完成了第一阶段，特点是：一方面，以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为首的特区政府政改咨询专责小组接触各政治团体、立法会议员和社会各界，以聆听意见为主，也透露该小组在若干重要原则问题上的态度和观点；另一方面，反对派则以“真普联”抛出所谓“三轨方案”和新民主同盟、学民思潮、人民力量、社民连等鼓吹“五区总辞，变相公投”，形成“整体激进”而又分成“极端激进”与“相对激进”两翼。在这一阶段，爱国爱港阵营则?重分析和批判反对派无论哪一翼都违背《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
“各退一步”貌似“公正”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政改咨询第一阶段将结束时，反对派阵营透露重要信息：提出“各退一步”的普选行政长官方案，预示政改咨询第二阶段，某种政治势力将争取形成以“各退一步”为条件的主流方案。如果他们的如意算盘打得响，那么，到了今年7月行政长官必须向中央提交政改报告时，他就将处于一种不得不接受那样一个主流方案的境地。
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回，认真而有条理地抛出“各退一步”的普选行政长官方案的不是反对派政治团体领袖和重要政治人物，而是资深时事评论员程翔。
他在2014年1月10日《信报》的“博客”发表《各退一步，回归法律》。一开始貌似“公正”─“香港特区首长直接选举已经进入一个关键的‘制度设计’阶段。在此期间，中央和地方都有人作出一些可能会偏离《基本法》的建议。在此笔者愿意提供一个思路，供各方考虑。”“所以我这个建议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双方都回归到《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包括2004年的释法和2007年的决定，下同）。”但是，他迅速露出“本相”─“现在是时候双方都回归到《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双方都不要节外生枝。只要拆除僭建部分（筛选机制），回復到《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原貌，则泛民是有机会参选的，过去的例子是梁家杰及何俊仁。”
鼓吹“非正式”的“初选”
他进一步指出：“在确保了泛民有参选的机会后，还必须确保公民有提名权。但北京和建制派的人士，早就定调这些都是《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决定没有的东西，所以不符合《基本法》。怎么办？”“所以我这个建议的第二个要点，是在全港市民中，实行‘非正式’的‘初选’，让有志竞逐大位者一展所长。然后把初选得出民望最高者，交给仍然以个人提名为基础（即未僭建前的《基本法》附件一的原规定）的选举委员会（或未来的提名委员会）中的泛民选委（或提委）推荐出来参选。”“通过这个‘非正式’的‘初选’，泛民之间可以採取任何他们目前提出的方案：政党提名也好、团体提名也好、全体公民提名也好，都可以使用，目的就只有一个：产生一个民意最高的候选人供提名委员会内泛民提委集体推荐。”
他自吹自擂：“事实上，‘初选’的机制，民间已经‘非正式’地在2007年首先试用（当时由政党之间协调出梁家杰出来参选），在2012年更是成功的运用（泛民内部经过电子投票确定何俊仁出来代表泛民参选）。泛民之间两次试行‘初选’机制，当时都没有受到中央的反对，足见这个机制并没有违反《基本法》。”
他自我辩解：“为什么要强调‘非正式’？这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得不作出的妥协，只要强调它的‘非正式性’，它就没有违反《基本法》的规定，也没有削弱提名委员会的提名权。”
让中央作原则后退
我不惜篇幅引述程翔原文是证明，其“各退一步”是形式，是调和反对派各政治团体在普选行政长官具体方案上的矛盾，企图结合反对派势力争取“入闸”竞逐行政长官；实质是要中央和爱国爱港阵营在重大原则上后退。
必须指出，程翔在其文章中玩了一个逻辑把戏。他坚持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前主任乔晓阳和现主任李飞分别阐述《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香港政制发展的讲话，是对《基本法》的“僭建”，却认为中央没有对反对派在第三任和第四任行政长官竞选过程中以“非正式”初选产生其行政长官参选人的做法公开表示反对，“足见这个机制并没有违反《基本法》。”任何具逻辑常识者都明白，这是“随心所欲”。
1月14日夜，林郑月娥司长在她宴请立法会议员的4场“政改晚宴”的最后一场结束后对传媒表示：不会期望4场晚宴能收窄分歧达至共识，但是，希望下阶段能够互谅互让，并研究下阶段能否先讨论不争议的议题。我能够理解特区政府政改咨询专责小组渴望香港成功实现普选，也期望他们能够坚持“互谅互让”必须以《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为底线。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