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豪
毋庸讳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制度和价值观是存在差异的。故此，中央政府当年才决定以“一国两制”的方式来处理香港回归后的管治问题，期望以“一国”的大框架来包容“两制”下的差异，容许香港保留原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不要求香港走社会主义道路，以稳定人心，维持香港回归后的良好管治。
所以《基本法》的起草是创制性的伟大工程，它既要体现“一国”的精神和原则，也要保留“两制”的特点与元素，要让国家满意，也让港人满意，当中的挑战，可想而知！难怪当年《基本法》起草期间，邓小平说过：“‘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基本法》起草后，邓小平随即表示：“《基本法》具有歷史意义和国际意义。”
须忠实完整执行基本法
然而，《基本法》写得再好，毕竟只是条条框框，能不能够忠实、完整地执行，关键始终在于人，尤其在于行政长官。
《基本法》说明了，香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长官则是香港特区的首长，由中央政府任命，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领导特区政府，需要向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这样的宪制角色决定了，行政长官必须爱国爱港，尊重国家的政治体制，忠于国家也忠于特区，拥护一国也拥护两制。这可谓行政长官应具备的基本政治要求，不言而喻。
反对派连基本的政治要求也要否定，无事生非，自製争端。试问纽约市长能够不忠于自己的国家、宪法和宪法精神吗？教皇能够不信仰上帝吗？同样是不言而喻的。说到底，反对派就是没有诚心诚意尊重《基本法》，暗暗抵制香港已回归祖国，成为中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的根本事实。换另一个说法，就是要割裂“一国两制”，只讲两制，不知一国！甚至乎站在两制的一边来反一国！邓小平当年说得很直白，“主权问题没有妥协馀地”，而行政长官是否爱国爱港，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问题，中央同样是没有妥协馀地的。
肩负推行“一国两制”重任
正如笔者开首所言，两制之间的制度和价值观是存在巨大差异的，当中的交融点繫于“一国”。如缺乏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一国底下，港人与内地同胞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梦的一分子，两地的长远命运和利益都是一致的基础共识，两制之间是难以融和的，从中产生的尖锐矛盾，也会令香港人过得很苦。所以“一国”与“两制”之间是不能割裂的，彼此是一个整体。身为香港特首，肩负推行“一国两制”的重任，不能只爱国不爱港，或只爱港不爱国，必须同时爱国爱港。另一方面，由于《基本法》具体体现了“一国两制”的构思，遵守《基本法》自然成了拥护“一国两制”、爱国爱港的基本表现。
作者为时事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