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声
最近有机会听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教授、中国首屈一指的民主理论专家俞可平开讲，讨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笔者联繫香港面临的相关论争，包括国家民族的认同、人心回归、国民教育等，在此发表一些浅见。
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是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产生而形成的。此后，民族国家就一直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核心。但全球化几乎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包括封闭如铁桶的朝鲜，纳入到国际政治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和互动网络之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进程都难免受到外部因素的直接影响。
全球化改变传统国家认识
全球化对构成民族国家的三个要素，包括领土、主权和人民构成了重大的调整，并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心目中的传统国家形象。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欧盟。尽管每个公民所持的象徵国家主权的护照不一样，但根据《神根公约》，26国已撤销了边境管制，开车往往意识不到已经出了国门。军事上，成员国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进行集体防卫。作为世界上最有力的国际组织，欧盟在贸易、金融等方面趋同于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而在内政、国防、外交等方面则类似独立国家所组成的同盟。由于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也没有统一的立法和财政预算，各成员国公民只有其本国的国籍而没有共同的国籍，一些学者把它视之为介乎国家与超国家之间的“邦联”。
超国家组织对一国之政治生活影响日益增大，比如联合国、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已经深度介入各主权国家的有形与无形的管治边界。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和国际都会，香港在这方面的感受尤深，笔者无需赘述。
从本质上说，全球化市场与传统的国家主权观是相冲突的。在世界范围内，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相伴随的政治发展趋势之一，就是政治的分权化。跨国公司如苹果、波音、微软、谷歌、Facebook、Twitter等等，正在左右或者对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进程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国家原来拥有的对市场的调节和管理职能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跨国组织。也就是说，在世界市场面前，民族国家往往显出无力感和无奈感，其传统职能受到严重的限制和削弱。比如全球金融市场的规管，就难以完全由民族国家单方面决定。
国际因素也因此成为制约国内政治发展的基本变量。任何国家，即使是十分强大的国家，比如美、俄、中、英、日、德、法，就重大国内事务进行决策时，都必须充分考虑国际环境对这些决策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些决策对国际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
在这样的歷史背景下，新的国家观和国家主权观应运而生。影响比较大的有“民族国家终结论”，有些学者直接把全球化的过程定义为“非民族国家化”的过程。也有些学者认为传统的国家主权开始崩溃，国家主权已经成为一个过时的概念，国际政治的“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已经来临。有些学者甚至主张，全球化为世界政府奠定了深厚的现实基础，使“世界政府”和“世界社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必要。
也有学者提出“新帝国主义论”，认为这是传统帝国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最新发展，实质上是西方发达国家视主权国家为无物，在经济扩张和金融垄断的全球化过程中，把其文化价值、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打包”推销，公开谋求国际霸权。
不管以上林林总总的理论学说是否成立，全球化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认识，却是不争的事实。一种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的世界秩序已经出现，有鑑于此，传统的国际合作应当向全球化治理转变，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与时俱进实施公民教育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民族国家及国家主权在国内和国际政治生活中仍处于核心的地位。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消失，仍然是国际行为规则的最主要制定者，以及国际社会最重要的行为主体，并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理由有如下几点：一、国家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权力主体。二、领土仍然是划分国家的基本标识，捍卫国土安全仍然是国家最重要的职能。三，姑且不论领土这一国家特有的标识，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认同。四、国家利益仍然是各国外交内政决策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属。
中国在歷史上曾经是国力最鼎盛的国度，秦汉雄风、唐宋盛世不说，在清朝时中国的GDP仍长期排世界第一，在1820年达到最高峰时佔全球的33%。积弱百年、受尽外侮之后，中国再度强势崛起，这是中华民族自信最直接的支撑。所有海内外中国人，当然也包括香港人，在全球化和所谓普世价值观甚嚣尘上的年代，万万不可认为国族认同已经过时，而是要与时俱进调整公民教育的方式，培育和强化适应新时代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
（本文转载自《中国日报》香港版）
作者是资深时事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