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领域，市场较为清晰的一点，是金融系统中存在着大量的资源配置不合理，这导致了资源过度向国有企业集中，而中小企业却难以获得足够的信贷支持。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深度合作”，并通过资金空转来获得大量的会计收益，而需要资金支持其主业发展的中小企业却难以获得银行的青睐。这背后的逻辑却透视了国有银行激励制度的缺失，那就是，“资金空转”不存在太大的信用风险，而给一个企业直接的信贷支持却存在着明显的风险。这样的激励制度很难在中国产生真正意义的银行。
事实上，通过降低金融行业的准入门槛，就能够从很大程度上解决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大量的民间资金无法寻找到合适的渠道，而中小企业却也无法获得稳定而相对廉价的资金。如果中国能够放开民营银行的准入、并发放更多的银行牌照，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资金错配和效率低下的问题。而这样的一种“去垄断化”事实上早就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同，但在过去10年却未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另外，中国也应鼓励资本市场的发展，允许大型上市企业到资本市场去融资，减少对银行系统的依赖。这样以来，中国的银行，无论大小，也会去关注中小企业。金融市场的改革也会改变中国前30年所不能解决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金融领域中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负债问题，这也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定时炸弹”，但笔者认为拆解这个定时炸弹却并不困难，其实，与中国地方政府的资产相比，地方政府的负债并过高，根本上来说是中国地方财政的风险是因为地方政府缺乏长期而稳定的融资渠道，而中央一方面鼓励地方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通过法律阻止地方政府公开举债。解决这样的问题，根本上来说是要求地方政府为自身的财政收支状况负责，并通过地方政府从债券市场发行长期债券的方式，来解决其自身的“权利与义务错配”以及“融资与投资期限错配”的问题。
“去垄断化”在服务行业也应该得到更快的推进，中国大量的公共服务（医疗，教育，电信，铁路，航空）仍旧掌握在国有资本手中，如果这些领域能够对民营资本开放，这不仅有利于通过竞争增强效率，也能够为整个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仍然显得较低，数据显示，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大约为40%左右，而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却大约在55-58%左右，据相关测算，如果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未来10年上升至60%左右，将创造大约8000万个就业岗位。其实，中国前30年的改革已使中外资本可以无条件的进入制造业。现在中国的民营资本也完全有条件和实力进入公共服务行业与国企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