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的中国弟子，知名经济学者周其仁在其纪念科斯百岁寿辰的文章中曾说，中国改革的出发点，是如何解决国民经济的决策权力过于集中，计划命令的信息成本过于高昂，以及个人、家庭、单位和地方的工作积极性过低。邓小平的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还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奥妙。其另一位中国弟子、制度经济学者盛洪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产权和市场。在农村，家庭有了土地承包权；在产业领域，人们有了创办企业的权利。
这与科斯自己对中国经济转型的解释是一致的。在他101岁时撰写的有关中国的文章中，科斯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是由两个性质迥然不同的改革共同推动完成，即政府推动的改革和“边缘革命”。在他看来，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力量带回中国，从而促使中国经济崛起的是后者：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与国有企业相比，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边缘力量”，但正是它们，为中国市场转型铺平了道路——科斯用寥寥几笔，就将整个中国的经济转型解释得很清楚。
可以说，科斯是中国改革和转型的一个“不在场”的参与者，用中国老资格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电唁”讲，科斯学说是中国改革的一盏明灯，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就，也有科斯一份至关重要的贡献。但科斯在中国的影响，不是官方直接用其理论指导改革的实践，而是像香港科大教授许成钢所说，主要源于中国经济学人在观念和思想上对科斯的认同和学习。由于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中，经济学家曾长期占据学界中心位置，所以，科斯的理论或多或少会通过经济学家们的努力而变成决策者的政策。
现在，斯人已逝，对于中国的转型和未来发展，需要中国的学者运用他们从现实中观察得来的理论和学识去解释，并提出应对方略，以使中国少走弯路，造福于人民。在这一方面，科斯依然是值得中国学者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