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文章满纸书生累”
有朋自远方来，邀其共赏旧藏名人信札。
有一通上世纪50年代初陆定一、胡乔木致邓拓函。信函书写在特制的公用笺上，上方印有“新闻总署”字样。纸质为新中国成立后通用的新闻纸。信函内容主要是商榷对研究凯恩斯经济学的北大教授、经济学家樊弘开展学术批评有关事宜。陆定一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乔木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国家新闻总署署长，邓拓任人民日报总编。在信中陆、胡让邓与时任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王学文、教育部党组书记钱俊瑞、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于光远、《学习》杂志总编王惠德等协商，力求批评文章“在态度上不是人身攻击的，不是算老账式的，而是团结的、友谊的”。
在中国现代史中，邓拓是一代“书生”悲剧命运的典型。其标志性事件：一是所谓“书生办报”，二是“三家村”冤案。
邓拓出生在一个清寒的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期，为了追求真理，在上海读大学时，就秘密参加了左翼进步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嗣后，在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又同当时的革命知识青年一样，放弃学业，跋山涉水，奔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场。从此，他一手握笔，一手拿枪，开始了他从事革命新闻工作的生涯。他26岁主编抗日敌后根据地最早的新闻报《抗敌报》（后改名为《晋察冀日报》）。33岁主编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五卷本的《毛泽东选集》。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区两大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日报》合并为《人民日报》，在太行山下游击办报十年的邓拓出任总编辑。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正处在历史大转折中。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总编的邓拓，他不仅日夜撰写文章，修改稿件，签发大样，而且处在国内外错综复杂斗争的风口浪尖，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压力。上世纪50年代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多事之秋。批判运动风起云涌。文坛三大公案即《武训传》批判、《红楼梦》批判、胡风案相继发生。他处在那个位置上，不仅不能逃避，还要积极参与，甚至直接推动那些批判运动。这对于一介“书生”的他，当然痛苦纠结。
5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热火朝天。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毛泽东和党中央主管农村工作的同志发生了意见分歧。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担心急躁冒进，布置中宣部起草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文章经邓拓修改后，排出清样，送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再次修改，最后送毛泽东审定。毛批了三个字——“不看了”，明确表示对社论的不满。毛后来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邓拓面对中央领导层的意见分歧左右为难。由此，他失去了最高领袖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