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从哪个领域都能看到有改革的因素、改革的元素、改革的自发冲动，但某种程度上今天的吸纳能力不是那么强，因为有意见分歧，因为里头的利益分析、平衡遇到困难，在很多事情上是老有自发的活动，却没能够提炼上来，要适当加快这一过程。是否要重新设计什么东西？我的看法是，在制定政策、制定法律时需要有广阔的视野，需要参照整个人类文明，看看其他国家的做法，国际经验、历史、理论，这些元素都要有，否则今天把有些东西匆匆忙忙立了，明天不合适又改，那也很混乱。总的说来，现在第二个过程比较慢，所谓加快改革，是要加快这个层次的改革。
过去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束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是思想解放，不能用僵化的概念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我相信底层的人永远有冲动，因为哪个家庭、哪个老百姓不想改善生活？他们只要发现机会总会去试、去做。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包括我们在大学教书讲的那套道理，是不是能让生产力发展得更顺一点？改革就是这两面的结合，缺一面都不可。
土地问题的改革逻辑
农业社会的主要问题是粮食问题，所以要找到土地怎么跟劳动力结合以产出更多的粮食，这个问题农村改革基本解决了，剩下的是怎么加强科学技术、加管理、扩大经营规模来支撑后发展。
但城市化一起来就遇到了新问题。土地被城市、被工业利用，它产生的价值会更高，于是，这块地是种粮食，还是搞工业、搞城市，在市场上有不同的价。这些年我们最大的冲突就是这个冲突。
新的机会来了，经济开始“聚”，“聚”到一个地方就会提高相对价，这是城市的魅力。城里人聚在一起，分工变细，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率，这是经济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阀门，像物理力量一样，你只要适应它，允许人们自由流动和积聚，就可以释放它的潜能。相对聚起来，继而产生分工，然后就产生知识的流动、信息的流动，经济结构就丰富起来了。于是就需要有些土地从农业用途转成城市用途，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经济活动，跟我们过去的体制就发生了冲突。
过去多少年都是国家控制所有经济活动，一块地要转成工业、城市用途，就先要国有化，把这块地征成国家的，然后由政府把这块地向市场拍卖。这个体制也是逐步形成的，在此之前土地都不能流转，1988年之前，土地买卖和租赁是要入刑法的。后来启动修宪，把宪法中关于土地不得买卖和租赁的条款作了巧妙的修订，重申土地所有权不得买卖和租赁，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转让。这样就形成了一套政府可以把土地向市场、外商、个人和公司转让的体制。这对我国后来的城市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有了今天大家讨论的土地财政，土地可以融资了，把未来收益的权利拿出来就可以找到现金，用来搞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一个进步。
但这个进步跟原来的体制之间就构成一种冲突，因为它从农民那儿拿地不是买卖关系，而是强征关系。和农民的关系紧张是从这个背景下开始的。还有一个因素，开始谁也不懂土地能卖出这么高的价钱，这是城市化的魅力，当然也跟我们的货币环境有关系，大量的流资最后总要落地，一落地就是天价。最后很多地方政府就多从农民那里拿地，然后高价卖，中间的差价用于土地财政，用于发展城市基础设施。这个功能也不能一概否认，若没有的话就没有今天这么大的城市发展。但这个体制下有些问题现在看后遗症越来越大——
一是和农民的关系。农民也会学习，你卖地赚钱，我能不能卖？他们也慢慢“醒”过来了。没“醒”的时候，他们是拿这块地在他自己手里时的收益跟征地给他的收益作比较，合算就行。他原本种一亩地一年也就几百块钱净收入，你给他的贴现率只要高于这几百块钱，他就挺高兴。但等到你卖高价后，参照系变了，他不再跟土地在他手里种苞米的收益比，而是跟你卖出去的收益相比，他们会想，如果由我来卖呢？我在苏州调查，那里建工业园区，台商都想要地建厂，但划定的开发区供应不上，厂商就跑到周围农村问农民能不能给土地盖厂房。有个村的村支书说得很精彩，他说：地就在我们脚下，钱就在我们门口，我怎么就换不来钱？小产权就是这么产生的，其实都是对城市化土地增值过程的一个反应。土地世世代代是农民的，他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分享一块，能不能参与进来？这个问题就提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