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和农民的关系。农民也会学习，你卖地赚钱，我能不能卖？他们也慢慢“醒”过来了。没“醒”的时候，他们是拿这块地在他自己手里时的收益跟征地给他的收益作比较，合算就行。他原本种一亩地一年也就几百块钱净收入，你给他的贴现率只要高于这几百块钱，他就挺高兴。但等到你卖高价后，参照系变了，他不再跟土地在他手里种苞米的收益比，而是跟你卖出去的收益相比，他们会想，如果由我来卖呢？我在苏州调查，那里建工业园区，台商都想要地建厂，但划定的开发区供应不上，厂商就跑到周围农村问农民能不能给土地盖厂房。有个村的村支书说得很精彩，他说：地就在我们脚下，钱就在我们门口，我怎么就换不来钱？小产权就是这么产生的，其实都是对城市化土地增值过程的一个反应。土地世世代代是农民的，他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分享一块，能不能参与进来？这个问题就提出来了。
城市方面肯定不干：那还得了，农民要是敲竹杠、抬价，国家建设怎么办？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但他们不知道，如果制度妥当以后，农民数量多，他们竞争卖的话价格就不会高，鼓励他们互相竞争卖，就跟卖白菜、萝卜、粮食的逻辑是一样的。但没试之前谁也不知道，所以一征再征，最后的结果是征地成本越来越高。这是新的现实。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解这个扣？一方面，土地是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化基础设施融资的重要来源，你可以批判它，但这是现实；另一方面，征地成本越来越高，农民越来越不干，而有些地方政府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会过度使用政府手里的权威和强制力，造成很多冲突性事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不认为我们坐在这里能想出办法，要去各地第一线看能不能找到苗头。
中国的好处是大，底下有很多优秀的人，逼得不行会想出各种办法来，试这个办法，试那个办法。对抗是一种办法，小产权是一种办法，还可以找到一些更好的互利办法。比如，我们在成都看到的办法就不错，慢慢把征地制变成一个买卖制，留一块地允许农民自己参加交易，开出这个口子来了。北京郊区、广东、江苏都有类似情况，因为政府征地老是很“火暴”，执行者也会想办法减轻代价。各地也都有一些通行办法，在征地中进行“留地开发”模式。比如拿你100亩，给你5亩，你可以经营做设施。像北京的温都水城，底下那块地就是集体地，没有被征为国有地，由村里集体搞设施赚钱。大量的农家乐也是集体土地，也在参与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增值。在这当中你会看到有新的芽子长出，但困难在于这新的芽子怎么跟已有的法律体系咬合，这很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