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学者指出，《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本身的规定就存在缺陷，“证人作证义务豁免制度的核心是要免除证人提供证言的义务，既包括证人提供书面证言的义务，也包括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如果证人不必出庭，但还依然负担提供书面证言的义务，那么证人作证义务豁免就是一句空话。”薄案审判中，谷开来并没有出庭作证，但在此之前却提供了书面证言，可以说与此有关。
这种制度上的缺陷，实际上人为地使被告人的亲属陷入两难悖论的道德困境当中。因为，如果其选择了“大义灭亲”，就应当承担作证的义务，包括出庭作证的义务。相反，如果其选择了“亲亲相隐”，就应当被豁免作证的义务，包括提供书面证言和出庭作证的义务。否则，被告人的亲属如果既提供不利于被告人的书面证言，而又不出庭作证，其态度便显得十分“暧昧”：介于两可两不可之间，既不是“大义灭亲”（在不出庭作证时），也不是“亲亲相隐”（在提供书面证言时）；或者也可以说，既是“大义灭亲”（在提供书面证言时），也是“亲亲相隐”（在不出庭作证时）。
借用“亲亲相隐”的那个著名的典故来比喻，被告人的亲属是既要做叶公眼中的正直的人，子证父罪，又要做孔子眼中正直的人，子为父隐。显然，通常情况下这是难以两全的，不利于保护家庭伦理、保护亲情，也违背了确立亲属作证义务豁免权的立法初衷。究其原因，这一矛盾的出现，可以说是由于立法本身的缺陷造成的，而不是被告人的亲属的选择造成的。这大概就是探讨此案的一般意义所在。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刑事诉讼立法刚刚引入“亲属作证义务豁免制度”，走的是一条渐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间路线”，既确立亲属作证义务豁免权，同时又对这种权利加以限制，规定被告人的亲属享有不出庭作证的权利，但是并不免除其提供书面证言的义务，以防止亲属作证义务豁免权滥用会对打击违法犯罪产生消极影响。诚然，如果立法者想走这样的“中间路线”，也许的确未尝不可。但是，这一“中间路线”的效果如何，却需要司法实践的检验。目前的薄案审判，实际上就提供了一个检验的机会。
由于薄案的重大影响，而且案件中出现的这种特殊情况对于准确理解和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除外”规定具有典型判例的意义，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国刑事诉讼立法中的“亲属作证义务豁免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