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实说背后的君权制约机制
在帝制时代，君主或多或少能够纳直言，听得进意见。或者说，按照实话的逻辑，对权力的行使有所规范。客观地说，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受到一些有形和无形的限制。第一种限制，是大道理的限制。中国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凭借的是法家思想。但是，法家思想利于打天下，巩固江山却不灵。后世皇帝“独尊儒术”的选择，等于承认在最高权力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道理的存在。在政治上，“皇权接受一个更高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制约，士人官僚的‘规谏’构成了制约皇权、调节政治的重要机制”。①大道理不仅要放在庙堂之上，而且需要通过士人官僚不断地实话实说，才能对君主的权力构成制约。
第二种限制，是制度。王朝的制度，都是经君主同意确立的。权力的行使，要按制度的轨道走。这里本身就蕴含着对权力的制约。汉文帝时发生在廷尉张释之身上的一个故事，非常耐人寻味：“顷之，上（指汉文帝，作者注）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以为行过，既出，见车骑，即走耳。’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驾，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②皇帝可以自己执法，把惊了他的马车的人杀掉，但如果交给廷尉（汉初主管司法的官员），那么就是进入了司法和制度轨道，就得按法律和制度办。这就是制度的制约。后世史家公认汉唐的制度有其优越性。其优越性，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集体决策机制，任何重大决策，必须经过朝廷重臣的集体讨论，朝议和廷争之后才能拍板。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可以实话实说，不必担心受惩罚。即使形成了决策（诏令），某些专门的机构，比如门下省，也可以封驳，即打回去重议。而御史台的谏官也可以提意见，让皇帝回心转意。
当然，对皇帝权力最大的限制是士大夫官僚群体。自汉朝之后，官僚基本上由儒家士大夫担任，而儒家士大夫一向以儒家伦理的阐释者自居，有“修齐治平”之志。为帝王师，是他们生活事业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他们自以为有引导、规劝君主的使命。反过来，君主一般也以“与士大夫共天下”为信条。接受指导、接受规劝，是一个“明君”的基本形象。就情势而论，大一统的帝制国家，皇帝必须依靠官僚们来统治天下，如果没有官僚的协助，他将寸步难行。所以也就必须接受官僚体系的制约。
显然，这三种限制之所以能成为限制，关键是皇帝本身还有所忌惮，担心自己做了亡国之君，担心祖宗江山亡于顷刻，也担心因自己的行为不当留下万世骂名。如果他像隋炀帝那样，觉得即使是跟士大夫们比才学，他也该做皇帝，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如果他像秦二世和明熹宗那样，根本没有长大，心智停留在儿童状态，一味贪玩，专心胡闹，那么，他在理论上就可以“无法无天”了，任何限制对他都不起作用。
人性的弱点，威力巨大。作为君主，就本心而论，他们其实更乐意不受限制，不听规劝，任着自己的性子来。选择接班人，是皇权政治的头等大事。皇帝选择接班人，按规矩是一回事，论喜好则是另一回事，即不讲道理的胡来。从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开始，就喜欢这样胡来。原本已经按规矩，定下了皇后生的长子刘盈为太子，但他晚年偏爱宠妃戚夫人，非要废掉刘盈，立戚夫人生的儿子为太子。御史大夫周昌是个结巴，闻讯只会结结巴巴地抗议，“期期知其不可”，“期期不奉诏”。③但能说会道的儒者叔孙通则说：“昔者晋献公以骊姬故废太子而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胡亥诈立，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共）苦食啖，岂可背哉！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最后打动了刘邦，收回成命，缩了回去，说换太子不过开玩笑而已（“吾特戏耳”）。④显然，如果不是出于害怕亡国的担忧，以及秦亡的阴影作祟，即使聪明如汉高祖刘邦，也一样会任着性子，听自己喜欢女人的耳边风，擅自改动继承人，而且一干到底，不管大臣们的劝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