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5月以来，中国中央级官方媒体接连发表炮轰宪政的文章，认定宪政危及执政党统治的合法性，和中国的国情与宪法不符，是西方舆论战的武器，在中国断不可行。其用语之武断、态度之蛮横、理据之片面、出台之密集，为近年来所仅见。尽管这些论调看似冠冕堂皇，但它到底有多大的代表性、是否真的如人们所猜想的那样是中国政治全面向左的标志，还有很大的疑问。只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它是中国既得利益阶层“宪政恐惧症”的总表达：只能专政不能宪政，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拒绝任何改变，千方百计要将现行制度延续下去。
说来说去，宪政其实并非洪水猛兽，它的概念相当简单，就是要求统治者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统治，其本质就是法治。从这个角度看，反对宪政者的逻辑实在让人匪夷所思——不实行宪政，难道中国应该是一个人治和无法无天的国家？自1996年以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了既定国策；几个月前，官方媒体还在为习近平把“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表述大唱赞歌。只是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说和做的往往不是一回事；越是大肆宣扬和标榜的事物，往往越是稀缺品。一方面，法治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另一方面，权大于法、指鹿为马、司法不公、投诉无门、人民的人身自由、财产受到肆意侵犯等现象仍然比比皆是。因此，今天的中国，不是要不要宪政的问题，而是如何将宪政落在实处的问题。
“宪政恐惧症”广泛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既得利益阶层一边在西方宪政国家给自己的子女和财产安排好后路，一边向国民宣传宪政是罪恶的，不合乎国情，其中的虚伪和自私可想而知。这些人揣着明白装糊涂，所说的话自己都不信，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指鹿为马而已。但是，因为既得利益阶层反对宪政的出发点不正、理据牵强，就想当然地认为“宪政恐惧症”只是社会一小撮人的歇斯底里，这同样有失片面。事实上，“宪政恐惧症”在今天的中国广泛存在，只是各个阶层出于自身的特定利益和关切，恐惧的指向有所不同罢了。
近年来，著名企业家柳传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表达了自己在宪政和民主问题上的观点：“我还是坚持精英选举，不能一人一票”，“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柳传志的观点遭到了一些人的猛烈抨击，被认为政治不正确，但他的看法在中国政治、经济和学术精英中非常有代表性。这些精英基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西方世界有比较多的接触，通晓世界大势，因此在价值观上都不反对民主和宪政；又因为在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涯中也时时受气，不得不对官员点头哈腰，因此对现行体制和既得利益阶层也非常不满。但在理性上，考虑到世界范围劣质民主的普遍存在和中国历史上的暴民和清算传统，这些人觉得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还远未形成，民众的民主素质还有问题，实行“一人一票”的时机还未成熟；如果此时贸然实施，必然会出现“多数人的暴政”，经济上剥夺富人、过分民粹，外交上民族主义盛行甚至导致对外战争。
而对普通的中产阶层来说，他们对民主和宪政的恐惧则主要来自于“社会到时会乱”的担心。中产的成功或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凭借的不是门第、裙带等先赋性因素，也不是投机取巧、贪赃枉法等非法手段，而是个人的勤奋努力、刻苦好学、良好教育、积累的文化资本，以及独到的眼光和捕捉市场机会的能力等自致性因素，因此他们很珍惜所拥有的一切，天然倾向公平竞争，反对特权。又由于近年来既得利益阶层对社会资源的垄断，中产的日子也不好过，政策的变化、工作的变动、身体的疾病困扰、住房以及子女上学就业等压力都集中在他们身上，因此，他们对现存体制也很不满意，牢骚很多，并不反对通过民主和宪政的方式获得一种更为公平合理的社会秩序；但是，和精英往往心怀天下不同，中产的最大关切是自身的利益，比如个人财富的积累和增值，子女的教育等等。如果政治上的变动可能导致社会大乱，从而让他们的个人利益受损，那么他们宁愿维持现有不合理的秩序也不愿意冒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