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对郭敬明的批判，不仅给郭敬明制造了难题，也给批评者制造了难题。称赞《小时代》，《小时代》乏善可陈；批评《小时代》，又很容易被纳入到官方媒体的话语阵营。于是，只能处于失语状态。这就像政府在发动“反三俗”（反庸俗、反低俗、反媚俗）运动时，评论者可能并不认同三俗，却会反对“反三俗”，因为行政权力介入文化要比文化的“三俗”更可怕。“反三俗”的结果是央视在报道国家博物馆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名家名作展时，给米开朗基罗著名的裸体雕像打上了马赛克。同样的两难也出现在国民的阅读上，国民的阅读状况确实不容乐观，但全民阅读被列入2013年国家立法工作计划，更加让人不安，结果会怎么样，只要看看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100种优秀图书、100部优秀影视片目录，就知道了。
文化人的底线是“消极自由”，常有人据此认为不用关注“积极自由”，可以换取更多的“消极自由”。也就是说，以远离政治为条件，换取更多的文化空间。但是，在缺乏“积极自由”的情况下，“消极自由”只会越来越少。即使你是顺从的态度，即使你不关心政治，即使你像郭敬明一样，政治依然会随时破门而入。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政治成为谈论文化的前提。
在政治试图垄断一切的情况下，声称自己“去政治化”只是表达顺从的方式，但这种顺从非但不能保证独善其身，反而留给了行政权力长驱直入的空间。只有政治的边界受到限定、文化拥有自治的空间，“为艺术而艺术”才是可能的。
当文化人都在谈论政治，不是文化出了问题，是政治出了问题，而且出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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