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人民虽有集会及结社的权利，但绝非无限上纲，可以漠视法纪及多数民众的权益，到处喷漆、破坏及毁损公物，最后还是要靠全体的财产还回复，付出庞大的社会成本。抗议民众拍拍屁股解散走人，剩下的烂滩子就交由政府收拾；抗争团体将台湾比喻成电影悲惨世界，伴随着激昂的音乐，悲惨世界当时是发生在非法统治时期，而如今台湾已渐入政党政治常轨，两者情况岂有相比之处？固然在大埔事件中，苗栗县政府在执行上有可议之处，但在法律正当性上及合理性上，部分学生，一连串开始蛋洗“行政院”，涂鸦公共建筑，在凯道游行，农民阵线，及一些导演文学家支持之，到处贴东西等举动，实在难以取得多数民众的共鸣，反而失去与模糊原抗争的诉求。
另外，透过激情的鼓动与歌曲的感染，企图扩大更多群众的参与，但也必须留意可能会带来反面及负面的作用与效应，最后使群众运动污名化，社会运动沦为政治运动，为一些谋取政治提名、企图得利者找到了表演的舞台；科技的发展成为运动动员的工具，而失去人本价值思考的空间。
再者，民主的圣洁实不容激进街头运动及暴力脱序反社会行为所污染。在二十世纪理性主义伦理的浪潮下，世界各国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公共议题只要对多数人有利，自然会得到民众的支持；但今日台湾社会运动，已经渐渐成为少数人喊价的筹码，这种举动并不足取。看看被喷漆过后的环境、贴满标语后的景况、因维安受到伤害的警察，让我们更心痛台湾社会及民主发展，何以至此？中央与地方执政者当然要深自反省，但抗争民众也必须学习尊重及包容，自己永远无法代替全部台湾两千三百万人的意志，否则就是民主的滥用及民主的偏差。
值得探讨的是，到处开花的拆政府动作，能否达成其目的？还是反而引发多数沉默民众的反感？倘若继续透过激进行动企图达成诉求，那么台湾文革可以宣告正式来临，斗争运动开始展开，喷漆及破坏公物后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及形象所受到的伤害，恐怕也不能不考虑。
我们表达对马政府或地方政府不满的方式，最有效的方式，还是透过民主选举，来进行体制内的改革与调整；台湾无论是透过政党再轮替；或是修法及立法手段，都远比法动体制外的群众运动革命，要来的有效及正当；并且所付出的代价也比较经济。“昨天拆大埔，今天拆政府！”已经变质成反马英九个人运动，其背后的动机与用心不言自明，马英九下台，问题就解决了吗？不满者就能转为满意者吗？大埔事件中，我们实在忽略大多数沉默的苗栗县民声音，失去了法律的焦点及公共议题讨论的空间，而只强调房子拆了的事实，这绝非讨论公共议题的正确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