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两类风险，第一类来自企业家议政的初级阶段，多半因为企业家本人缺乏政治经验，不善于把政治公共话题和本公司的私人事务清晰区分开，属于不自觉地引火上身。而再深究，又多溯源于企业家错误地把自己的业务专长，混同于政治专长。比如某甲是做房地产的，他就觉得自己谈政治也要紧扣房地产话题；某乙出身高科技行业，他开口议政就总想着提几句高科技。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家议政，目前还处在这个层次上。
其实，这种议政方式恰恰包涵着极大的“利益冲突”的道德风险，因为你无法保障中立，无法洗清自己“明为国家利益代言，实为本公司牟利”的嫌疑。预防措施就是：企业家并不必要“在商言商”，完全可以“在商言政”，但你要把“在商”和“言政”这两个角色区分开。如果你做不到在谈论政治时竭力脱离开自己的商业利益背景，那你还不如不谈政治。否则，一谈就容易惹祸。
第二类风险，就是企业家直接从政，而招来对方政治势力对其商业事业的攻击。在中国的现今政治氛围下，真正有野心从政的企业家其实极为罕见，然而不幸的是，中国当局对“从政”的定义比较宽泛。你可能觉得自己并没有从政，只是张开嘴说了几句公道话，在“有关部门”眼里，却可能认为你明显有政治企图，甚至怀疑你和境外势力有往来。如果不幸落到这个口径，那么恭喜你，你就很可能会和西方那些真正的企业家政客们享受一样的待遇了！你的全部商业生涯，都可能被有关部门用铁齿梳理一遍。
在美国这样的透明政治文化中，有雄心参政的年轻企业家从早年起就会避开商业上的灰色地带，故日后从政时也很少留下把柄，绝不可能留下商业上的把柄而影响其政治生涯。对手的盘查也多半是雷声大雨点小的戏码，意在影响选情，绝没有真把你往死里整的意图。
但中国的情况却远非如此。一方面企业家自己未必有足够准备，早年发家史更难说百无瑕疵；另一方面，中国法律本来模糊，法与非法也不完全取决于企业家个人的行为。因此，在中国这种体制下，企业家一旦被认为“干预政治”了，其冒的风险，其实比西方那些真正从政的企业家们还要凶险得多。所以，柳传志先生主张的明哲保身，完全可以理解。但正因为如此，那些勇于站出来说话的企业家，也就更值得佩服。
作者吴向宏现为某跨境投资顾问公司创始合伙人。曾任颐和资产管理集团CEO、思科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等职务。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