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晖
假如美俄都没有打算让战争终结，而叙利亚难民问题已是世界焦点，能够进行调解的国家剩下不多，中国正是少数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大国之一。昔日反对派不愿接受中国调解，但只要局势僵持，他们内部必然出现矛盾，届时亦必然出现希望中国调解的派系。一百年前，美国总统老罗斯福调解日俄战 争除了得到和平奖，也奠定了美国的大国地位。北京经常阅读美国“大国崛起”之路，对这一页，值得参详。
叙利亚内战爆发时，一般评论都视 之为“阿拉伯之春”的一环，不相信阿萨德政权可以持续多久，就是有俄罗斯、伊朗支持，也是苟延残喘。较早前中国在联合国跟随俄罗斯，对主张国际社会干涉的 议案投了反对票，引起阿拉伯国家不少反响：一来该议案得到多数阿拉伯国家贊同，而它们期望中国支持；二来西方舆论把叙利亚人道灾难归因于议案不获通过，令 中俄在西方媒体眼中失去道德高地；三来中国在叙利亚并没有重大利益，而为了一个日薄西山的政权开罪强权和友好，不少内地评论也觉得不值。
令人意外的是，阿萨德政权不但到了今天还存在，叙利亚内战也出现了转机。转机并非单纯来自叙利亚内部，而是和整个国际格局有关，如何恰当回应，是北京应该思考的。
斯诺登带来连锁效应
“阿拉伯之春”爆发时，西方社会全力支持，当时并未认真想到，一旦大批有反西方倾向的激进分子通过民主选举上台，会带来什么后果。埃及茉莉花革命后的乱 局、近月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被军方拉下台的经歷，以及邻国突尼西亚、利比亚等的动盪，都令不少西方政要和评论员重新反思“革命”的成败。虽然这问题难有 共识，但起码在过去一年，无论在人道主义立场、还是在西方利益立场，“阿拉伯之春”都带来了不少问题，更可能把这几个原来相对稳定的国家撕裂。所以西方对 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援，近来越来越消极。
另一个破局因素是斯诺登事件的连锁效应。自从斯诺登把美国监控国民和各国的资讯公开，华府面对沉 重压力，其中一个能挽救声誉的手段，自然是证明监控的必要，而宣示反恐成效，应是最直接的方式。这代表美国会自製危机，但当华府加强打击恐怖分子，以製造 政绩，客观上却会令恐怖分子重新部署打击美国，而激进伊斯兰组织也会利用埃及政变的机会，论证“民主出卖伊斯兰”，去吸引对“后阿拉伯之春”社会不满的青 年加入。这样一来，叙利亚反对派必会渗入越来越多激进分子，利用战争拓展势力范围。假如西方大举武装反对派，而武器装备落入恐怖分子手中，这对西方、特别 是对受斯诺登事件打击的美国，都是不能承受的压力。
美欲把叙内战“越战化”
问题是已有不少国家视叙利亚反对派为合法 政权，意味?反对派在未控制全国、也未有立国规模时，已必须处理若干民生事务。结果，这令他们失去既争取西方、也拉拢激进穆斯林势力的模糊空间。像在叙利 亚反对派控制的名城阿勒坡，当地伊斯兰教法委员会刚宣布禁卖“代表西方殖民压迫”、来自前宗主国的法式牛角包，就令西方舆论大为震惊，担心这样的政体若掌 握了全国，很可能成为又一个激进反西方的隐患，并会令一直为稳定下来的邻国伊拉克再次乱起来。
不过，真正的关键还是以下这点：美国似乎 改变了策略，不再追求短期内终结阿萨德政权，而意图把叙利亚变成西方和反西方阵营之间的缓冲国。这样一来，可以慢慢令黎巴嫩真主党、伊朗、乃至俄罗斯的区 域势力曝光，让叙利亚构成对这些盟友的绝对依赖，从而一举牵制多个敌人；二来可以终止“阿拉伯之春”的骨牌效应，令其他区内的西方独裁盟友得到安全，也避 免已出现革命的国家得到更大的外交空间。研究中东的美国歷史学者James L. Gelvin甚至认为，美国的目的就是要把叙利亚内战“越战化”，一举削弱俄罗斯、伊朗等阵营，以及穆斯林兄弟会一类阿拉伯激进势力。这观点并非无的放 矢：在正常状态，当下叙利亚出现的严重人道危机，早就值得世界各国联合行动。
中国应积极参与斡旋
假如美俄都没有打算 让战争终结，而叙利亚难民问题已是世界焦点，能够进行调解的国家剩下不多，中国正是少数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大国之一。中国在联合国投反对票前，也有尝试派 外交官调解各派冲突，虽然没有成绩，但也突显了作为调解员的意愿。昔日反对派不愿接受中国调解，但只要局势僵持，他们内部必然出现矛盾，届时亦必然出现希 望中国调解的派系。何况客观事实是，假如反对派不能速战速决，最好的结局就是在国际社会背书下，把国土交由两个政府进行自治，有点像波斯尼亚和平协议那 样，而避免正式把国家分裂，这样各方或许勉强可以接受。
叙利亚目前需要人道援助的人口已接近一千万，难民四出逃到邻国，任谁解决了叙利 亚人道危机，都会是一个众望所归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一百年前，美国总统老罗斯福调解日俄战争除了得到和平奖，也奠定了美国的大国地位。北京经常阅读美国 “大国崛起”之路，对这一页，值得参详。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