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社会经济转型期也面临诸多问题，我概括为下面几点：
一是贫富差距拉大。这个大家讲了很多，我不具体讲。
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显出来，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对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民生问题，民众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
三是发展方式粗放带来的生态遭到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空气、水资源污染严重，食品卫生存在的问题更多。这些年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造成的生态破坏更是需要花几代人力物力财力去弥补。特别是今年召开全国“两会”的时候，北京有严重的雾霾，有人调侃，在北京可以免费吸烟；上海黄埔江漂流着万头死猪，老百姓调侃说在上海打开水龙头就能免费喝到排骨汤。
四是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这里我特别强调卖官买官盛行，导致吏治腐败，影响很恶劣。
另外，腐败蔓延到法院和检察院，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到各地法院、检察院，不少法官、检察官犯案，有的甚至“一锅端”。法院和司法的腐败在欧美法治国家很少有，美国立国200多年只有40起，新加坡从独立以来几十年没有一个法官犯案。因为司法是社会的良心，是民众要申请社会公正、公道的最后一道门槛，希望得到公正判决，民众最后希望的一道代表社会公正的机关也腐败了，这是最伤老百姓心的。
还有就是舆论的腐败，媒体是监督公权力的有力工具。我国媒体不但丧失了舆论监督的功能，而且还被资本腐蚀，产生腐败现象。我国的腐败现象，一个是吏治腐败，一个是司法腐败，一个是舆论腐败，显然比经济领域腐败更严重，是与政治体制弊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体制性的腐败，值得引起关注。
在转型期由于腐败就形成一种特殊利益集团。这些年的改革由于政治体制存在问题，导致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使阶层出现“世袭”，造成官二代、富二代和贫二代、农二代的利益固化。这种社会阶层的分化对立日益严重，造成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中等收入阶层产生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则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
我认为阶层的固化比贫富差距对国家的伤害更严重。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今年沿着小平同志南巡道路走的时候，讲了一句很深刻的话，“我们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这句话说明中央新的领导很了解今天改革存在的利益固化现象。
由上面这四个问题带来的第五个问题，就是社会弥漫着浮躁情绪和不满情绪，幸福感减弱，失落感增加，道德感衰落。多年积累的不满、怀疑、怨恨，到了释放期，一方面督促当局推进改革；另一方面，也越来越不信任当局，越来越偏激，越来越不耐烦。这就导致民粹主义思潮兴起，仇官、仇富、仇警情绪到处宣泄，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成为社会普遍现象。金钱至上的观念泛滥，奢靡之风频吹，人的信仰、价值观衰变，各种欲望不断膨胀，人文精神愈发失落。
这也就是中国现在面对的社会问题和转型期陷阱。概括起来讲，中国今天面临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这是小平同志在1993年对他的弟弟邓垦谈话时提出来的，他认为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更难，要采取各种方法，特别是分配问题，如果财富长期向少数人集中，就会产生大问题，邓小平在1993年就预见到中国今天存在的情况。
教育界同志听了我讲社会问题以后，特别跟我讲要加一条教育腐败，教育腐败不比舆论腐败差。
社会经济转型时积累的矛盾和问题给社会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基层权力失控，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加。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统计，近年来，我国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2012年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群体性事件形成的原因，以征地拆迁冲突、环境污染冲突和劳动争议为主，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50%左右，是最厉害的；环境污染和劳动争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30%左右；其他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事件占20%左右。
群体性事件基本上有三种：一个是维权型群体事件；一个是泄愤型群体事件；一个是骚乱型群体事件。
1、维权型群体事件
从农民抗税费到抗“圈地”，土地是集体的，结果集体的就变成政府的，所有农地都被政府征收和征用。这几十年中国搞城镇化，从农民土地中得到多少钱？据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统计是30万亿（编者注：吴敬琏在2013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演讲时发表这一观点。）。各级政府很有钱，能够造高楼大厦、改造城市，很多是从农民土地中得到利益。我刚才讲了，6000万农民失掉土地，而给大家的补偿没有多少钱。现在成功的例子，比如上海将农民用地作为资本和公司一起开发，农民成为股东，不但能够得到补偿费，还能够长期得到公司的利润保障，最近引起高层重视，很多地方都采取这一方式，在农民土地开发时把农民变成股东方，把农地作为资本来投资，这样能够真正解决农民的问题。
社会的维权事件很多，比较典型的就是江西钱明奇案，最后走到实施爆炸的地步。他上访10年，打官司全部失败，自己的两处房子被拆迁，都是得到很微薄的补偿。搞得他走投无路，又没有得到解决，这样一个57岁的农民，为得到社会的支持和同情，学会电脑，学会手机上网，还能够发微博、博客求援，结果也没有得到社会的回信。后来在他爆炸身亡以后，闾丘露薇突然在他博客上看到钱明奇转过她的贴子，她说感到心一阵的寒冷。
2、泄愤型群体事件
泄愤型事件典型的不是为了利益，完全是出于对社会的不满，一时发泄出来造成群体事件。比较典型的是2009年6月湖北石首事件，一个厨师跳楼死亡，警察要把他的尸体拉走，老百姓不准，认为厨师的死亡有蹊跷，一下围起来7万人把警察的车烧掉、推翻，冲公安局和当地政府。一个厨师和闹事的人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也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一种泄愤，大家平时对政府和警察已经很不满，只要一点火星，爆出来以后群众就闹起来，这几年泄愤型的事件发生得也不少。这种泄愤型事件没有组织动员，来得快去得也快，而且，这种群体事件不讲规则底线，打砸抢烧行为随意爆发出来。2009年海南东方事件、四川南充事件都属此种类型。
3、骚乱型群体事件
民众对政府不满，对警察机关不满，冲击公权力机构，还是可以避免的。但是骚乱型群体事件，像2008年9月湖南湘西苗族自治州的骚乱，不但把把政府公权力机构砸了，也把当地超市抢光，超市与事件毫无关系。
还有一种政治性群体事件的骚乱，2008年“3.12”拉萨事件和2009年“7.5”乌鲁木齐事件。恐怖袭击活动也属于骚乱型。
同时，社会中的一些乱象也出现。有人把它概括为“二十多现象”：即1、交通事故多；2、诈骗绑架多；3、偷盗抢劫多；4、拐卖妇女儿童多；5、工伤与职业病多；6、卖淫嫖娼多；7、赌博行为多；8、行贿腐败多；9、买官卖官多；10、制假售假多；11、食品安全问题多；12、买房困难多；13、残疾人群多；14、讨钱要饭多；15、农村留守儿童多；16、孤寡老人多；17、吸毒贩毒多；18、精神病患者多；19、年轻人自杀多；20、全国各地信访抗议多。这也是社会中存在的。
近年来，在社会群体事件频发、社会乱象多多的情况下，一些官员法治观念淡薄，不依法行政，甚至无法无天，将自己凌驾于法治之上。有官员的亲属，有相当一级权力的领导干部，把公权力“私有化”、公务员“家丁化”，对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形象造成很大负面影响.
如何加强法治，如何深化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全方位的改革，对此应当更具紧迫感和责任感来思考这些问题。
三、社会改革任务：解决七大民生问题、建设橄榄型社会和公民社会
刚才讲的都是背景材料，十八大报告强调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到广东考察，发出强烈的信号，表明中央敢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决心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面对社会转型期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从十八大报告看到全党已经形成共识，要加快社会体制改革，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建立城乡一致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二是要推进城镇化，改变国家的社会结构；三是要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所以，要向建设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前进，首先这三个改革一定要推进。
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七大民生问题。首先要把民生问题安抚下来，要解决好。
1、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在教育上体现机会的公平。要让孩子同样享受，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充分保证，在教育的起跑线上要公平。
2、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和福利制度。包括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社会贫穷救助，特别是子女救助。最近发生很多孩子死在家里的事件，看了很惨，比如南京两个孩子就饿死在家，父亲坐牢，母亲吸毒失踪。所以，这给我们敲警钟，已经不止发生一次。
3、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人力资源市场，努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就业战略非常重要，中国开始是以创业来带动就业，这两年以来创业精神减弱，大家都向公务员道路上奔走，这种现象很值得警惕。最近我查了世界上以公务员作为最高追求的数据，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美国大学毕业生报考公务员的只有3%左右，法国5%点几，新加坡只有1%点几，日本第53位职业追求才是公务员，英国把公务员列在20个最可恶的职业中。而中国今天76%的大学生去追求公务员道路，俄罗斯梅德韦杰夫讲了一句话，当然，他不一定是针对中国的，“如果说我们的大学毕业生都考公务员的话，说明这个国家的政府腐败到什么程度。”所以，就业战略应该作为重点解决。
4、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定要按照“两个同步”（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和“两个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来实现“两个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十八大提出“两个同步”、“两个比重”、“两个公平”，就是想建立一个国民收入分配的新制度，特别是向居民倾斜的制度。
我曾经讲过如何解放思想，当时概括了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突破思想观念的障碍要从意识形态、姓社姓资的问题开始，从观念上突破国民收入分配、利益分配等问题。多年来总认为要利用财政收入途径发展经济，很少有思想观念认为增加的财政都拿出来解决民生问题，为老百姓造保障房，为老百姓读书、医疗多花钱。国民收入分配到底向哪倾斜，是要解放思想的。我们始终认为发展经济才是大家的根本利益，长期以来就是这个观念，如果把钱拿过来搞教育，搞医疗，多搞一点民生，也是眼前利益，思想观念确实要更新。
现在分配的问题比较严重，什么问题呢？公务员队伍比较庞大，两套公务员系统，有政府的一套，有党的一套，公务员比其他国家和地区多很多，公务员的财政支出所占比例就很高。在中国，真正的民生财政大概占到财政收入的30%多，在欧美国家真正民生的支出占财政的60%-70%。体制上确实有问题，需要在改革中解决，分配制度规划为什么迟迟拿不出来？
5、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和监管体制的综合改革，完善国民健康政策，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这是全民医疗卫生，一定要国家财政支出。
6、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以廉租房、平租房、产权房三级体制，保障人人有房住。特别要加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与管理，满足困难家庭的基本要求。
7、完善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加强环境监管，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为民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我认为社会体制改革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解决上述七大民生问题，而且是从制度层面，而不是临时的措施，今天重视了就加一点钱安排一些，要成为制度化，建立一个全社会的保障体系，这是第一个任务。
第二，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然后壮大中产阶层。这里面我提三个指标：实现非农产值比重占到85%以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70%以上；非农从业人员上升到80%以上。使得年收入在6万-18万元中产阶层人数能够占到总人口的40%-60%，原来年收入6万-18万的阶层占20%，可能这两年会提升一点，如果达到年收入6万-18万占60%，社会就会比较安定和合理。中产阶级的壮大对社会的稳定、贫富差距的缩减有很大的作用。
第三，要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的公民社会。
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不能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限的公共服务型的政府。
其次，要从制度上保障社会组织包括宗教组织的适度发展，放宽对民间组织的管制，政府要重视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订，鼓励他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管理格局。
第三，在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方面，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防止以宏观调控为名干涉微观经济，让创造财富的市场主体发挥更好的作用。这样就能够形成和谐的公民社会。
现在社会所形成的这三大主体，应该同时协调，管好社会，这也是接下来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主要观念。所以，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把社会自治和市场资源配置落实好，使社会三元构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和谐的公民社会。这就为科学发展和政治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
今天把社会改革主要的背景和目标给大家做这样一个介绍，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