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8月5日发表张云评论文章，原题：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与中国的外交平衡
2012年初，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美期间提出中美之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位，随后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在各种场合确认了这个提法，这是继2005年美国方面将中国定位为“利益攸关方”后，中美关系新的关键词的出现，而且此次中国方面主动定位，意义不可小视。然而，在努力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同时，需要注意由此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应等同于G2
3月14日，奥巴马总统在祝贺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电话中强调“建基于健康竞争而非战略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回应以“本着相互尊重，开放包容精神，增进互信，扩大合作，管控分歧，走出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这说明中美最高领导层在完成换届后，对于双方关系发展已经有了很好的共识。这让人想到了五年前，美国方面一些人提出的中美G2（两国集团）的概念，当时中国拒绝了这一提法，主要考虑不愿意承担同中国不相称的国际负担，或者被认为中国开始放弃“韬光养晦”的外交传统，以及可能会疏远中国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担忧。现在中国主动提出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同五年前的G2内容相同还是有区别，是中国在过去五年时间里外交定位改变，逐渐接受了之前不能接受的G2概念吗？
不久前，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接受《外交》杂志采访时说：“在过去的四年中，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会见了12次。”这在美国同盟友之间都是相当不同寻常的，当然这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中也是少有的。每年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都受到了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极大关注，而且在推动双方化解误判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如果将中美新型关系等同于建设G2，在外交上会产生以下的副作用。
第一，可能会让中美两国产生对另一方不必要的过度期待，并且由于这些期待不能实现导致愤怒甚至冲突。中美双方在判断自身外交的时候，都会按照自身的国内国际利益和逻辑来做出决定，不会因为对方短期的政策或表态而改变自己的立场。换句话说，中美双方不能幻想谁能够改变谁，因为这两者都太特殊了（exceptional）。目前对于中美关系一些解释，例如“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没有中美合作任何全球问题都无法解决”，无形中会助长双方通过对话和协商，就能解决地区和全球问题的不现实期待。比如说，在气候变暖问题上，中国不可能按照美国的逻辑去减排，因为需要首先保证就业；再比如说，在售台武器问题上，美国也不可能按照中国的逻辑简单放弃，因为美国有现实上的利益和道义上的责任。中美关系的定位要低调，就是务实管控危机，不致产生误判，而不应当过高定位，甚至奢望赋予道德高度，期望越高失望就可能越大，最后的结果可能同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初衷相悖。
第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能给国际社会造成将国际体系等级化的印象，这会疏远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近期中欧之间由于贸易问题发生纠纷，6月6日的《人民日报》，批评时代变化和权力转移没有改变一些欧洲人的态度，欧洲人的解读是中国现在是同美国平起平坐的国家了，处于二流的欧洲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尽管很多中国人并不这样看，毕竟欧盟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高达4336亿美元。中方经常提到的“太平洋足够容纳下中美两个大国”，本意是中美两国没有走向冲突的必要，但是在有些国家却解读为“中美共霸太平洋”。特别是作为中国过度强调中美大国关系，其他国家就会认为自己被自动降级了。在中美两国集团的概念下，美国以外的国家则担心会被忽略不计。
第三，同第二点相联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要避免为那种中国获得了同美国同等地位，必然在外交上更加强势（assertive）的说法提供合理性。从2009年末到2010年起，美国和本地区一些国家认为，中国外交改变了过去的低姿态，在很多问题上强势和咄咄逼人，特别是在南中国海和东海主权问题上。其实，北京在领土和主权问题上的态度与中国是不是获得与美国同等的国际地位并没有关系，没有一个中国政府能够承担在这些问题上让步所带来的政治代价，但是其他国家则不一定这样认为，他们会用更加有色的眼镜来过滤一个同美国比肩的中国的外交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