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问题是：在这种GDP主义逻辑主导下，围绕着城市化这一议题，政府官员会如何行动？在实践层面，有些行为模式已经相当清楚地表露出来。简单地说，地方官员所关心的是几件事情。一是土地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他们想利用城市化的合法话语，获取土地资源，主要是农村的土地资源。第二是到处筹钱，向中央要钱，向地方筹钱，当然也可以自己搞债务。城市化需要大量的金融投入，没有钱就很难有城市化。这也就是近来人们在谈论的城市化，有可能促成新一波政府投资，数额之巨大，很难想象。但无论钱从哪里来，如果城市化演变成为大规模的筹钱运动，一场深刻的地方财政危机，乃至国家财政危机不可避免。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已经面临一场地方债务危机。地方政府大量举债已经有年，积累了数量惊人的债务。但这个趋势随着城市化进程不仅很难减缓，并且会有增加的趋势。很荒唐的是，地方官员的举债行为，往往能够变成其政绩行为。地方官员都会在其任期内大量举债，而不顾这种行为的长远恶果。只要上述制度因素，尤其是上级政府衡量官员政绩的GDP主义不变，地方的这个行为方式，永远不会得到改变。
第三，从以往的经验看，城市化有可能造成中国城市的纵向行政升级运动和横向行政权扩张运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无声无息地犯了不少错误，例如把县改为市、把行署升级为地级市、设置计划单列市等等，造成了中国行政系统的大扩张。这些所谓的改革，事先从来就没有进行任何理性的论证，甚至简单的讨论。为什么这些大事情可以做得那么得心应手？很简单，因为符合各方面的利益。城市的行政等级一升等，人人都可以升官。连城市居民都不会反对，大家从一个县级“市民”俨然变成了地级“市民”。但大家都没有意识到，中国整体社会和行政制度成为了受害者。今天所面临的那么多的行政层级，那么庞大的官僚系统，都和这些制度变化相关。在今天的城市化过程中，也已经开始出现了城市行政权扩张运动。
城市变成官僚的城市
在一些地方，城市化简单地把原来的县改成区。“县”是农村的象征，改掉了“县”这个概念，似乎就实现了城市化。“县”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最稳定的行政单位，现在在权力面前悄悄地消失，其恶果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实际上，改“县”为“区”，更多的是地方领导行政权扩展要求的结果。这和1980年代把“县”改为“市”是同样一个道理。更为严峻的是，现在也出现了行政级别升等的呼声，说是要把多少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要把多少县转化成为市。这样，县委书记就可以变成地委书记，县长可以变成市长。而中央政府不仅看不到这样做的严重后果，有些时候反而会鼓励这样做，因为这可以为地方官员提供政治和行政上的“改革”动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化会走向何方就变得相当清楚了。在经济面，资本和权力一旦结合，再加上地方官员的个人动机，没有人可以阻挡得住城市化的冲动。资本，无论是私人资本还是国有资本，无论是本土资本还是国际资本，其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扩张。如果没有城市体制的改革，资本和权力主导的城市化，很快就会演变成为一场新的大规模的掠夺农民土地的运动。在行政面，如果没有实质性的城市体制改革，在地方官员的权力冲动主导下的城市化，也很快会导致城市的再一次官僚化，城市变成官僚的城市，而不是市民的城市。
如果城市化陷入如此陷阱，最终很有可能导致深刻的政治社会危机。首先应当意识到，不管有无中央政府的政策议程，城市化实际上已经变得不可避免。从理论上说，现在要通过体制改革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但实践上没有一个地方是改革得动的。公务员、国有企业、银行、大学、城市居民，这些全都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所处的体制，都很难改革。尽管今天的中国到处有农民反抗，但农民总体上说还是一个最弱势的群体，他们的利益还是最容易牺牲的。因此，无论是资本还是权力，必然转向农民。其实，这也是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