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大目标方面，虽然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大部分价值目标都已写进了宪法和党章，但在某些价值目标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争议。特别是，与这些价值目标相配套的基本体制框架还是非常模糊的，甚至连雏型都没有。只说不搞什么并不等于说清了要搞什么。恩格斯曾经说过，政治体制具有相对独立性，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政治形式。”但在长期“左”倾思想的束缚下，这在中国还是一个很大的意识形态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政治体制改革就难有大的突破。
四是改革的体制、机制障碍。体制改革也需要一定的体制机制支撑。有一定的体制才能有一定的改革。改革的发展阶段不同，所需要的体制机制也必然有所不同。但我们现在在这方面有严重的缺失。比如，实现合理的分配制度改革必须有公共参与，必须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化。只靠自上而下的黑箱操作式的分配改革远远达不到目的，这是过去十几年已经反复证明了的深刻教训。这是因为，分配制度改革是涉及所有各方利益的改革，特别是首先涉及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改革，这就必须有人民的参与，使人民得以通过民主途径表达和实现自己的利益，从而达到公平分配的合理目标。而只靠少数领导人的善意和黑箱式的改革，则就难以达到目的。因为在黑箱式的改革中，人民无缘参与表达和决策，特殊利益集团反倒有机会深度介入，这就会使是原本较好的分配改革方案也会被他们磨淡、磨平、磨灭，使利益天平主要向他们倾斜，而不是向人民倾斜，以致于整个改革归于失败。
五是改革的方案障碍。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这个问题尤为突出。知道需要改革，知道改革很重要，但不知道如何改，不知道改革大体应当经过哪些阶段，不知道今天迈出的改革步骤将来会使局势走到何处，不知道如何防范和应对未来改革中的风险，谁会冒险去改革?这就是改革的方案障碍，而且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导致这种方案障碍的直接原因是意识形态障碍，因为它使未来理想政体的基本框架无法提出，也使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有严重缺陷。未来的理想政、经体制的基本框架是什么还不清楚，也就是还未形成远景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就无法研究、规划、设计实现这个理想目标的道路、步骤和阶段性方案，即无法形成一整套政、经改革的顶层设计。导致这种方案障碍的一个深层原因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因为特殊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的一个基本方法就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设置重重障碍，进而直接阻挠政、经体制改革研究和改革方案的形成。
六是如何协调各方改革也是一个大难题。改革是全面改革。在改革的各个阶段上，各方面的改革之间如何配套、协调，这是实践中的大问题。比如，深化市场化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时，如何同时实行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各方改革都能得到较好推进;反之，就都难以实现应有推进，甚至会一起归于失败。
七是公众信任障碍。跟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相比，现在的改革比较难于得到公众的理解与支持，这种障碍也不容忽视。究其原因，一是公信力大幅度下降，特别是长期以来的诸多假改革导致的改革公信力的大幅度下降，后果很严重。二是由于积累的问题过多过重，公众也有一种急躁情绪，希望通过快刀斩乱麻的彻底改革迅速解决问题，而改革者又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也会使这种改革受到公众的怀疑和指责。
至于现在改革的难度究竟有多大?我的评估是比当年邓小平搞改革时的难度还要大，而且大很多。当年的障碍主要是意识形态障碍，没有多少利益障碍在其中。那时党内外的总方向是支持改革的，改革阵营的力量是强大的，当时的体制机制也是比较适合那时的改革的。相比之下，现在的改革难度显然是前所未有的。
下一步可能还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人民论坛记者：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给政府时间来解决，您认为下一步政府改革的着力点或者说突破口在哪里?
王占阳：现在只能推测。我个人的推测是，下一步可能还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理由有三：一是在现行政体之下实现有限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有可能的。二是经济体制改革很急迫，再不抓紧推进经济就会出现大问题，以致于诱发政治危机。三是在比较系统的政改思路、方案形成前，以政改为重点的概率不高。而且同时以政治、经济两大改革为重点，通常也不大可能。但我仍然希望近期内能有相当分量的政改，至少是有与经改相配套的最低限度的政改，比如大幅强化财政公开的力度、加强媒体监督、扩大公共参与、推进法治建设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