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这些理念在中国找到了落地生根的土壤，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当下盛行的是这些理念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形态。以纳税人逻辑来说，虽然理论上人人都是纳税人，但纳税的额度却有天壤之别，在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视野里，能带来更多税收贡献的“税收大户”比普通劳动者重要得多，是政策倾斜的当然方向。曾有地方官员坦诚地表示，政府的职能就是给投资者当“帮办”；而所谓“良好的投资环境”不过意味着牺牲环境、劳动者的利益满足资本的增值需求。无论富人还是穷人，理论上都是“中国公民”，但在基本权利的实现上却是有极大差异的。中国还吸收了大量的外资，于是出现了外资的“超国民待遇”问题。
近来改革话题炙手可热，中国的一些人的政改主张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便直接表达，但还是不难看出他们的真实诉求，即依据简单粗暴的纳税人逻辑对国家进行“股份制改造”，按照财富占有量重新分配政治权力，将过去数十年的大面积实践制度化。这个路线图，不过是要把中国的政府改造成“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事实上，除了这种从财富占有的角度，还可以从财富创造的角度看待政府职能。是谁创造了历史，是少数精英分子还是广大人民群众？是谁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创造了中国的财富，是少数企业老板还是广大劳动群众？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小，还是因为分配体制的不合理？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导向对不同的国家形态的确认，关系到不同的国家道路。
执政党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整风，主题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这表明在意识形态上仍然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从财富创造的角度看待政府的责任。于是，“庙堂”与“江湖”之间就不同政治理念与道路选择展开的辩论就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关系深远，应该引起我们每个人的重视和思考。
回到开头的问题，具体到政府职责上，这个辩论的中心议题可以归纳为，政府到底应该“为纳税人服务”，还是“为人民服务”？
